“我胞弟张学铭1920年代起就在天津一带负责东北军的交通和铁路业务，做过天津市警察局局长，也当过天津市长。当下他人在美国，打听到两件事：其一，美国伊州（伊利诺伊州）、宾州（宾夕法尼亚州）、纽约州三地美国列车长期收购牛羊皮以供火车座椅包装之用，内蒙的牛羊皮成本比美国本土产便宜2/3；二，华北因战乱面粉价格飞涨，而澳洲的面粉比天津便宜整整2/3。你现在做两个2/3：把内蒙的牛羊皮卖出去，把澳洲的面粉买回来，做好了赚个千百万不成问题，但这两个风口同时被日寇、英美代理商、各大洋行盯着，还有南京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下的‘买办’。所以这两个2/3你得劫，得从这些人手里硬抢。”

“少帅为何托我做此事？”

“因为我想给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筹军费。”

“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是在华北组建的一支以民众武装为主力的抗日义勇军。1933年5月日军侵占热河、进逼长城沿线后，华北人民纷纷自发组织抗日武装。同盟军的组建得到了张学良、宋哲元等华北将领的暗中支持，后由宋哲元部队骨干、地方爱国人士和大批青年学生、工人、农民组成，汇聚了察哈尔、热河、冀北、绥远等地的民众力量，可谓当下抗日之主力。然而同盟军武器简陋、军饷匮乏，主要依靠民间捐款、掠夺日伪财产和地方筹措。张学良受挫后半隐退，但对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颇为关切，有为同盟军筹集军费的想法。

“少帅，要实现你这想法可比当年劫军火难多了——南京政府就是最大的障碍。”

此言不假，其因有三。首先是外汇管理，无论是出口内蒙牛羊皮还是进口澳大利亚面粉都需要外汇，而外汇基本都集中在南京财政部手里，特别是执掌了金融大权的孔祥熙，他可能直接拒绝批汇或限制外汇额度；再者，海关由中央直接管辖，进口大宗物资需要报关、缴纳关税、持有执照，南京政府随时可以借口“贸易管制”拖延或不批；其三，南京政府在平津仍然有一定金融监管权，可以通过中国银行等主要银行在天津的分行冻结张贸易的账户，或者指示当地武装力量直接阻挠其贸易行动。

“老王，这些事我当然知道，所以此次‘劫财’的核心原则就是：不动用中央财政、不走官方渠道、用租界灰色地段避开南京政府控制。办这事情的人得符合以下几点：一、在天津租界内有合法注册的进出口商号。内蒙那边的伪军探子早就报信了，我知道你当下在做“远东贸易”，你瞒不过我；第二，有与租界灰色法律打交道的背景。你此前在租界吃了不少官司，甚至还死过一回，比其他人更懂里面的门路；三，与洋行有联系，能在外汇、航运、保险上打通关系。你以前在苏浙干了不少这种事情，不多说了……还有第四点，最重要。”

“少帅请讲。”

“必须是以前老奉系出身的人，现在能和同为奉系的各官员打交道，还要不被南京政府和日伪收买。过往全不提了，全翻篇了，如今我就叫你‘老王’。老王，你对蒋政府是个什么态度，追随还是抵抗，我心知肚明。老王，忍一时也就罢了，难道要忍一世吗？如今故土沦陷，日寇大摇大摆建满洲国，怎能对此侵略不愤慨？父亲死后我本想追寻蒋中正，可他坚持‘攘外必先安内’，说什么先消□□党再考虑对付日本。我早先软弱，等回过神来已迟，多次劝说蒋抗日已成亡羊补牢之举。蒋反复拒绝抗日，并且在热河、长城战役中下达‘能守则守、不能守即退’的命令，我有什么脸再面对关外的父老乡亲？我想固守热河、察哈尔，建立北方防线抵抗，可蒋担心东北军太强势会失控，而且说国军整体实力不如日军，不愿全面开战，因此反复命令我撤退。蒋从来就没信任过我！我这个名义上的东北军司令手里几乎没有实权，财政、补给、军火都由南京控制，打仗没有资源，撤退又背黑锅，心里真是有苦说不出啊……今年五月《塘沽协定》签署后我真是感到极度羞辱，我想自己也没脸见天下人了，主动向蒋请辞，但未被批准，他还对我说了好一番羞辱的话，说同盟军不过是‘东北流亡军’……老王，你还能忍蒋吗？我真真忍不下去了。你说，如果父亲还活着，那会怎么做？”

“那必定是：‘他妈了个巴子的，炮架到南京去轰他老蒋的娘！’”

“对，他妈了个巴子的，炮架到南京去轰他老蒋的娘！”

……

车流滚滚，尘土飞扬，街口的人力车夫、洋车、卡车混作一团。画匠在公馆楼下不远处的街道十字惴惴不安等，终于等来了一个人影：那人影一副满清旧人的打扮，穿长大褂，鼻梁上卡着一副黑色圆墨镜，脑袋后留着一根小辫子，一眼过去很难将此人与“南京政府”或“奉系势力”之类的字眼联系起来。他看起来老旧保守极了，似乎民主和革命的风从没拂到他脸上过，像是从大清晦暗光影里漏出来的人。见画匠，那人影迈步向前，最后同画匠走到一个无人的巷子里。

“你现在是好的吧？他们没打你骂你，没伤你吧？”无人了，画匠终于卸下防备。他慌张地拉着宪荣的手，又捏手腕又摸手臂，就怕找到什么伤口，“我等了好久，真怕你又惹了什么祸事，再等下去我就要进去找你了！”

“放心，只是和一个老熟人聊了聊天，喝了杯茶。”

“什么老熟人，是谁，我认识吗？”

“你应该不认识，是以前在东北时候认识的人，他给我介绍了笔生意。”

“什么生意，危险吗？”

“不危险，就是买卖点牛羊皮，还有面粉。你看，全是小本生意，一点都不危险。”

“真的吗，你别骗我！”

“真的，我这次要骗你，那肯定原地变小狗了。”

“你，你真的只是买卖牛羊皮和面粉吗，你别骗我……”画匠可怜兮兮地看着宪荣，他好像又要哭出来了，“不是那种牛羊皮下面藏炸弹，面粉里面藏刀剑的，不是吧？”

宪荣被画匠逗笑了，他伸手捋了下画匠头顶上翘起来的一撮头发。

“你还笑，你笑什么笑！你不准再把自己整死了，不准死在我前头……”

画匠摘下眼镜揉了揉眼睛，他伸手打宪荣，但是啪啪几下也没什么力气，宪荣让画匠打着也不闪避，他还在笑，甚至伸出手扣住画匠那只发抖的手腕。这个人就是这么讨厌，粉碎他的心，却又装作没事人似的。见宪荣的笑，画匠听见这句愣了一愣，随即又恼又羞，眼泪反而全掉在脸上了。他又无力地打了宪荣一下，随后把脸埋进袖子里呜呜地闷声，也不知道在用日语咕哝些什么。

画匠被气得都开始讲母语了。

“好了好了，不气了，回家吧，你打我骂我都行，别在外边哭呀。”

“你真不是个东西，你就会讲别哭，再就是气我，你还会干什么？”

画匠像个孩子似的呜咽，宪荣伸出另一只手把他搂住。

“我还会做饭呗？回家吧，这里人多，叫人看见多不好啊。”

画匠擦了一把眼泪，两人并排走出那巷子，但画匠的焦虑症没有平息。他现在也不管人多人少了，一路拉着宪荣的袖子不松手，怕他忽然又消失在人海里。他警惕地东张西望，一边走一边用力眨眼睛，目光不停地在街口、巷子口、商铺门口扫来扫去，仿佛每一扇紧闭的门都藏着一双窥伺的眼睛，而每一个迎面走来的陌生人都会扑上来把宪荣再拽回去。就这么一路走到原先那个小公寓，宪荣关上门，然后拿来了信封和纸笔。

“给晓梅写封信吧，报个平安，就说嘉龙来天津了，你也在天津有点事。”

“那学校怎么办？这么久肯定把工作丢了，学校肯定说我旷工……我怎么办？最后一点工资都没了，怎么养你？我现在好崩溃，不敢想以后，万一你做生意又失败了，又欠更多的钱……“回家了，画匠又开始哭了。他坐在沙发上把自己蜷缩起来抽抽噎噎，肩膀哭得一耸一耸的，“你真不是个东西，我把眼睛哭瞎了你都嫌碍事，我把天上的月亮摘下来你都嫌不亮……”

“这可不敢乱说啊，我咋会嫌弃你呢！”宪荣赶紧跑过来，他讨好地紧挨着画匠坐了，“我哪能叫你把眼睛哭瞎呢？哪能叫你去摘天上的月亮呢？”

“那你还跟我过不过了……你是不是还要与我分开……”

“过呀，一辈子都要过呀，没你，哪里的月亮都不亮了！”

哪里的月亮够亮呢，还是说哪里的月亮都不亮？

远东贸易盈利，琼先生清算第一桶金的账单，结果发现他基本上就是与宪荣给伊万诺夫打工。分成里伊万诺夫拿了六成，再除去三成的人力成本，他和宪荣只能分一成。

“行啊，毛子，给闺女囤嫁妆呢是吧？”

人无奈极的时候真的会笑，此时的琼先生活生生被气笑了。他不抱希望地给宪荣打了个电话，结果没想到对方居然接起来了，听完远东贸易的境况后还主动邀请琼先生去他公寓里商谈。琼先生去，那门已经开好了。他推开门，一进门就见睡着的画匠——他躺在沙发上，手指拽着宪荣的一点衣服角，而宪荣则坐在茶几边看账目。

“嘘，小声点，别把他吵醒了。”宪荣紧张地用口型比划着，琼先生蹑手蹑脚进来，他也压低着声音：

“怎么回事？”

“死洋人，之后找你算账。好不容易出院接回家了……谁让你那天把他送走的？那天要是我去接他，根本就不会有现在这些麻烦……”

“别全赖在我头上，你假死也是有你参与的，我不替你背这个锅。”

“行了行了，别在这和我演哑剧了，我们得轻点出门去。”

“真服了……他又不是你老婆，你这么供着他干什么？”

“他不是老婆谁是老婆，他愿意养我，你能养我吗？他愿意给我摘天上的月亮，你愿意吗？废话少说，快过来帮我！”

宪荣指了指身后，琼先生蹲下来托着画匠的手臂。宪荣轻轻用拇指在画匠掌心一点一点揉着，让手慢慢松开，然后又用指腹一根根掰开那几根握着衣角的指头，两人合力，总算把那点攥得死死的衣角解脱出来。宪荣小心地把画匠那只手轻轻放回沙发上，又顺手把他半披着的薄毯子往上拉了拉。画匠在熟睡，宪荣俯身看了眼他熟睡的脸色，确认没醒才轻手轻脚地站起身。

原谅我吧，求你原谅我吧，故作轻松却拙劣地和好……宪荣紧闭上眼睛，他深深吸了一口气，而后与琼先生走出房门。

“王老板，唉，老王啊，我真没时间陪你闹了！他生病住院，确实我也有责任，所以这几天你不问事我也默许了，可我一个人担不住啊！我先和你交代美国那边的意愿：罗斯福总统站在白银集团那边，明确说接下来要涨银价。我接下来怎么办？”

琼先生真的很焦急，他甚至开始叫宪荣“老王”了。

“我知道，所以我才把你叫过来。琼先生，我去见过张学良，他说你会成为我最大的敌人。我问你：你是不是我最大的敌人？”

“什么，张学良？他不是隐退去国外了吗？”

“非也，他转心思要反蒋了，现在有意为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筹军费。他给我介绍了两条生意门路，本是不叫我与旁人说的，但这事我一个人干不了。琼先生，我现在就问你一句话：你是不是我最大的敌人？”

“老王，我怎么可能是你的敌人啊，还最大的敌人？我们现在共有的敌人是日本，南京政府，还有一切要涨银价的利益集团，你这问得简直背了良心。我自来天津于你鞍前马后，抛却所有身家押注在你身上，怎么可能是你敌人？”

“正确，就是因为我们有太多共同利益，所以你暂时不可能是我敌人，我也暂时不可能是你敌人。这‘劫财’的事我一个人干不了，得你，我，伊万诺夫一起。你说伊万诺夫抽成过多，但目前这是和他合作的必要条件。他拿这么多钱，独吞也好，公用也好，目的是什么我们已经无法干预了。就单说‘牛羊皮’，没有他，我们在短时间内去哪找那么多牧区，那么多牧民？”

说罢，宪荣将张学良所托之事解数与琼先生交代，没有隐瞒半分。他给了琼先生明确立场：他不会把琼先生当敌人。再往下走，美国绝对要给琼先生施压，甚至把他经济顾问的职位撤了调去一个远离金融权利中心的地方；而南京政府则会找他的麻烦，会威逼利诱，甚至有生命危险。他们双方别无选择，必须都要顶住压力。

“把我撤了？”琼先生不相信美国还能让他再降职位。他说自己招惹这些事肯定都是因为与苏联牵扯太深，甚至有可能是伊万诺夫出卖。宪荣否决，说伊万诺夫绝对不可能成为三人之间的叛徒，相反，伊万诺夫是他们三个风险最大的一方。因为远东贸易一旦被披露，伊万诺夫就会背上“倒卖国家资产”的罪名，现在苏联在搞第二个五年计划，他要是有这罪，恐怕枪毙一万次都不够。

“伊万诺夫不可能一直都拿远东贸易大头，他也就是近期。未来最大的问题还是会出在你身上，到时就看你是真把我当朋友，还是把我当敌人了。”

宪荣叹气，他说自己现在已经没什么可交代的了。

“这几日我在家里办公，一方面躲避此前风头，一方面照顾他。你若有事，联系英租界汇丰银行十二层。喏，这是名片：张学良借我了些钱，叫我把那一层楼都租下来当远东贸易的办公室了。你有事可以直接联系办公室秘书王嘉龙，你可以叫他‘王秘书长’，他很得意这个称呼。”

“怎么又来一个王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