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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0章 第 130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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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是女人,男人在莫斯科熄灭自我也是很容易的。

晴朗的早上,一台漂亮厚重的“红十月”钢琴被搬运工人送到了伊万诺夫家里。

这东西是列宁格勒产的,是苏联最著名的高端钢琴之一,但它还有一个更特别的身份:它曾经是斯大林书房的摆件。斯大林闲暇时会在那钢琴上弹和弦,但基本没人听他弹过什么完整的曲目。也许是他不想弹,也许是他不会弹,也许是因为明年他打算把住处从克林姆林宫迁到近郊的昆采沃别墅,可是无论如何,现在这钢琴确实被送到伊万诺夫家里了。

伊万诺夫的“邻居们”对这家钢琴报以热烈关心,他们之中有:“人民委员会议主席”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国防部长”克里缅特·伏罗希洛夫;“重工业人民委员、□□委员”拉扎尔·卡冈诺维奇;“苏共中央书记处成员”安德烈·日丹诺夫;“外贸人民委员”阿纳斯塔斯·米高扬。除此之外,还有经常出入克林姆林宫但是未常住在附近的“邻居们”,他们对伊万诺夫也抱有浓烈的兴趣,他们之中有:“中央组织部官员”尼古拉·叶若夫;“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根里赫·亚戈达……

每个人都想知道为什么这架斯大林的钢琴会搬到伊万诺夫家里,是因为喜爱音乐吗,还是因为他们颇有艺术欣赏造诣?也许是因为阶级和权力。马克思曾经说过,“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然而,社会主义苏联并没有完全消除“阶级”,甚至进一步固化了“阶级”。以这些莫斯科的“京官”为例,他们分布的地理位置在莫斯科集中且特殊,与寻常市民有明晰的界线,基本以克林姆林宫为权利圆心,以亚历山大花园附近和红场区域为半径,并以塞纳特楼,特洛伊茨基楼,花岗巷政府住宅区为地标,形成莫斯科核心官员居住区。与此同时,苏联实行的“党军政一体”等级体系又将这些“京官”们分为四层:

第一层:最高决策层,也就是斯大林为首的“□□”,拥有苏联国家最高决策权;第二层:中央执行层,也就是“人民委员会议”和“中央书记处”,负责各部位与政策执行;第三层:军队高级指挥层,也就是“红军军区司令”和“总参谋成员”,掌握区域军权,但须服从中央□□;第四层:地方党政系统,共和国/州/军区一级党委书记,管辖地方行政与生产。如果把伊万诺夫归类到这个体系中,其实只能排在第三层,用中国人的话来说也就是“从二品”。考虑到他目前已经处于半病退,那么他的官位应该退至“正三品”。

一个偏远地方三品官搬迁到一品官们的居住区域,说难听点就是“臭外地的到咱莫斯科要饭来了”,然而从伊万诺夫搬来初始,这些一品邻居就报以莫大的关心。这个人现在是苏共中央委员的候补,当下苏联面临着新的军衔体系建立,斯大林还送他礼物,这简直是变相坐实了一个风声:这位远东司令,恐怕要成为苏联目前最年轻的一位“元帅”了。而且与诸如伏罗希洛夫,布琼尼,图哈切夫斯基,叶戈罗夫等其他候选者相比,他还有一个得天独厚的优势:

他是农奴的儿子,是唯一彻底出身工人阶级,非贵族背景的候选者。

“这就是为何他能在十一月红场阅兵时第一个率领方阵走过去。国家意识宣传是不可能让曾经的‘沙俄贵族’与‘资产阶级’在老百姓面前骑马拿刀的。这成什么了,还怎么给人民们交代?以后你们这些老油条该有些危机感,我们这来了一位‘人民的儿子’。”

距离红场阅兵还有几个月,食堂吃饭时候伏罗希洛夫来了句幽默点评,他个子只有一米六九,所以届时阅兵还要穿订制增高的马靴。

“我作证,这人真长得十足亮堂,和你们几个大老粗有天壤之别。唉,繁忙的工作与烟酒叫人衰老丑陋,假如他日后融入我们的圈子,那将是唯一没有大肚子的人。”

卡冈诺维奇补了一句,说现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叫他忙的团团转,天天通宵达旦,巴不得一天掰成两天用。以前还知道绕着公园打打球跑跑步,现在基本完全荒废了。

“他必然不是个花瓶,能来克林姆林宫的,哪个不是人中龙凤?我估计他是很擅长军政工作,但性格肯定孤僻。否则为何不在食堂和我们一起吃饭?一到午饭点就不见人影,也不知道藏着什么秘密。”

“有个性呗,强硬,冷酷,能从远东地方干上来是有点本事,二十年也不白耗。”

“哈哈,是呀,苏联就是由这些钢铁建立起来的,而女人是他们风流韵事的润色。”

钢铁男人,支撑钢铁的女人,亚历山大花园有很多这样的男人和女人在散步。一只麻雀飞到了树荫下,它在试图啄食饭盒边的米粒。春燕在树荫下张望着,她挥手赶走那麻雀,铺平野餐毯,等了好半天,终于见伊万诺夫从一条隐蔽的林荫小径跑来,于是春燕赶忙把装了炒菜米饭的饭盒和筷子递过去。“快吃快吃,否则一点的钟又要打了”,春燕催促着,伊万诺夫以极快的速度扒拉完米饭,而豆子也在旁边以极快的速度喝牛奶。一大一小,父女二人好像在举行一场吃饭比赛,这场景属实把春燕看累了。

“豆子爹,为什么你不能在食堂和其他人吃饭?”

“可是食堂没有米饭,只有面包,酸黄瓜,还有永远喝不完的红菜汤。”

“家里也快没有大米了,这最后一点还是我从青岛装来的。这样下去不是办法,你就不能努努力适应吗?”

“可是同僚们拉帮结派,还背着给我起外号,取笑我是‘人民的儿子’。”

“这也没说错呀!你心眼不要这么小,介意这个干啥?”

“可是我好讨厌上班,我就不能像豆子一样蹲在家里吗?”

“豆子是个小孩子啊,你都多大了?”

“可是——”

“哪有那么多‘可是’,别娇气了!”春燕站起身来对伊万诺夫严厉道:“一把年纪,还能不上班吗?有一家之主的样子吗?”

空气突然凝重了,伊万诺夫一把放下饭盒,春燕有了一种极其差的预感。

不,不,不要深深地吸气,不要让你眼睛悲伤可怜地颤动。

“我到底哪里不好,你怎么能凶我?你是不是对我没爱了?我知道,你对我没耐心了,没爱了,没感情了……”

这就“没爱了”,那这爱也没的太容易,比花钱还容易。真后悔,她的嘴怎么这么欠啊,她讲话就不能动动脑子吗?

春燕换上一副笑脸。

“我是说‘上班’,哪说不爱你了?我不爱你,还特地从家里送饭给你?”

“那你为什么还要凶我?”

“我凶你了吗?”

“凶了,真叫我难过……我以为你不爱我了……”

“当着孩子面别讲这种糟心话,这是在公共场合——哎呀,好了,好了,我错了!我给你赔礼道歉好吧?说起来‘上班’,最近家旁边搬了一户新邻居,男的不知道做什么,女的好像是妇产医生。我原来寻思着这俩口子都是正经职业,但老听那女的在房子里凄厉地喊叫。豆子爹,你说,不会是这男的在家暴打老婆吧?”

“都社会主义了,还打老婆?”

太好了,他情绪被转移了。春燕松了一口气,佯装愤怒地继续叙述:

“是啊,都社会主义了还打老婆,太气人了。我看那男的长得人模狗样,谁知道背地里是这种下三滥,真是人不可貌相啊!”

“你确定是在打老婆吗,也许是误解呢?”

“绝对是,大晚上又是‘砰砰砰’又是‘啊啊啊’的,等你回家就知道了。”

夫妻间的闲聊加速了时间的流逝,“当——当——”红场一点的钟声响了,该回去了。

“人面前别死气,活跃点,精神点啊。下班别急着跑回来,多把手里的工作干干啊。”

“你为什么要对我说这种话?你,你真的不爱我,你不希望我回家,逼着我上班,还,还总是指责我,没理由地凶我……是不是没爱了?”

“好,好,我错了,是我错了。我真是犯了全天下女人都会犯的弥天大错。”

“你错哪了?你不说明白,我就不走了……”

这个男人,这个俄罗斯男人……

“俄罗斯男人有一种普遍的劣根性:他们大男子主义很严重,许多人别看外表体面,但背地里会家暴女人。这是一种沿袭下来的民族特性,不是有了社会主义就能根除的。”

下午是俄语教授环节,只是地点从亚历山大花园转移到了亚历珊德拉的家里——朱可夫越来越不回家,而她要付出的劳动却不减少。做家务,辅导孩子功课,孤独让亚历珊德拉时而忘记春燕作为外国人的事实。她会慷慨激昂地对春燕说一大段俄语,有些单词很复杂,但春燕俄语进步了,她现在能大概听懂对方的意思。意思其实很简单明了:亚历珊德拉是害怕伊万诺夫对春燕实施家暴。

“这话,你,对我讲?”春燕可笑地指了指自己,“他打我?”

“是啊!我越来越担心你的生活状态了,你是一个外国人,在莫斯科孤独地生活,个子又那么瘦小可怜。现在中央要搞各种改革,还要搞阅兵,他们这些人的精神压力很大,我真怕伊万诺夫某天醉酒了,抄起酒瓶子就砸在你头上——”

作为女人的亚历珊德拉总是很容易共情,也许她经历过,或者旁观过。

“我吗?”

“是啊,还能有谁呢!”

“哈哈,他?哈哈,哈!哈!”春燕无奈地拿起一堆单词卡片,挑出一个哭泣的小女孩,“这是伊万诺夫,下班后,每次。他折磨我,就是这样,每次。你不会明白,因为他,表演。外头:一段钢铁,里头;哭泣的小姑娘。”

“他怎么可能是小姑娘呢?”

“不说了,都是折磨,有酒吗?喝点。”

“我们两个女人喝吗,当着我们孩子的面?”

“喝吧,我,哈哈,太辛苦了……这个男的,让我太辛苦了!可是我和他还有个孩子!我有我的孩子,你有你的孩子,我们,太辛苦了!”

春燕开了个玩笑,她当然不可能在带着豆子的时候喝酒,但是亚历珊德拉却在颤抖。她转身去厨房拿出了一瓶酒,“哐”一下放在桌子上。

“我的丈夫出轨了。”

“‘出轨’是……”

“他在和别的女人睡觉,他在和别的女人亲吻!”

“天啊,你要离开他吗?”

酒倒进两个空杯,亚历珊德拉拿起其中一个一饮而尽。

在这个家里,爸爸,妈妈,孩子,都在扮演什么角色?爱德拉在阁楼带着妹妹和豆子玩耍,她们在玩过家家。

“我是爸爸,我在蒙古出差,小豆子,艾拉,你们两个是我的孩子。好孩子们,爸爸是一位很优秀的干部,在做很重要的事,但是你们的舒莉妈妈不会理解,因为她大字不识,没有文化,也没有事业,只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现在爸爸要把你们带到蒙古骑马打仗去了,爸爸是不是很厉害?”

阁楼上偶尔传来爱德拉活泼的言语。每一句都像尖刀般插在亚历珊德拉心上。

“我不能,春燕,我不能……我们两个孩子都这么大了。抛却出轨,尤拉依旧是个很优秀的男人,而我现在只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如果我们离婚,那么孩子……”

“你妈妈在哪?”

“我妈妈,在中国。”

小豆子怎么会知道“中国”呢?

“不,小豆子,你不是中国人,你是你爸爸的孩子,你要留在苏联。你爸爸是个很伟大的人,而你的妈妈也只是一个家庭妇女。只有爸爸才能给你好的生活,让你上好的学校,结交好的朋友。妈妈什么都没有,她身后只有破破烂烂的中国。”

爱德拉纠正了小豆子的言语,没有人觉得她在讲错话。

“我要和爸爸留在苏联。”

“对了。”

“我是爸爸的孩子。”

“没错。”

“我是苏联人。”

“你真聪明,奖励你一颗糖吃。”

对呀,是这样,本就该这样,小豆子,以后不管发生什么,你都和爸爸留在苏联吧,不要找妈妈,因为妈妈什么都没有,妈妈身后只有破破烂烂的中国……

春燕把酒喝了下去。

“再来一杯?”

“好,再来一杯。”

一直以来烂醉如泥的都是丈夫,她是那个负责善后的人。她拖着他回家,脱掉他满是酒味的外套,擦干他嘴角的呕吐物,在黎明之前把地板擦得干干净净,好像一夜的狼藉从未存在过。第二天他还会照常出门,皮鞋擦得锃亮,笑着和人握手。她也照常去买菜,带着那个滑稽的菜篮子。街坊看见她总夸赞温顺、能干,有福气,但是她从没喝醉过一次。亚历珊德拉的世界在晃动,她摇摇晃晃站起身,然而她没有摔倒,因为她摔在了另一个人的怀里,那人温柔地抚摸着她的面庞,擦去她所有的眼泪。春燕扶着喝醉的亚历珊德拉躺在沙发上,她还远没有到醉酒的程度。她熟练地清洗着酒杯,又收好了酒瓶。

“我的孩子呢?”

“我让她们睡了。”

“你的孩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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