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行港口正式落成的那天，神洲与南络的代表在一间不大的会议室里签完了最后一份文件，双方握了握手，各自端起面前的茶杯喝了一口。茶水已经凉了，但没有人介意。

“杨总，恭喜。”神洲驻南络商务参赞放下杯子，朝杨媞点了点头：“西行这个盘子，你功不可没。”

杨媞笑了笑，没有客套，也没有推辞。她只是说：“盘子端起来了，后面的菜还要一道道做。”

参赞看了她一眼，没再说什么。但凡了解杨媞这个人的，都会对她刮目相看——一个贫弱的孤女，做到如此地步，任谁都要侧目吧 。

走出会议室的时候，杨媞的秘书小王——现在已经是她的首席行政助理了——快步跟上来，低声汇报：“杨总，神洲那边几家建筑公司的代表已经到了，想跟您谈谈西行城市基建的框架协议。”

“让他们先开会，我半小时后到。”杨媞一边走一边看手表：“还有，帮我约一下南络工贸部的部长，明天下午我要跟他谈本地供应商准入标准的事。”

“是。”

事情还有很多，但没事，一件件来。

日后，西行星港将成为连接仙女系与银核区的十字路口，全星际吞吐量第三大的港口。杨媞仅用了十年时间，把西行从一个战后百废待兴的边陲省份，变成南络的经济引擎，但这些都是后话了。

——

西行港口正式运营后的第三个月，杨媞做了一件让很多神洲企业看不懂的事。

她开始有意识地安排南络本地人进入各种外企——不是做基层的保洁、保安，而是进入技术岗、管理岗。她给每一家在西行投资的神洲企业都发了一份指导意见，措辞是“建议”，但所有收到文件的人都知道，这是杨媞的意思，不接受也得接受。

“要求安诺西行工厂南络籍高级工人比例在三年后必须达到百分之七十，管理层南络籍占比百分之三十以上，这是不是也太急了！”小王在周报上写下这行字的时候，自己都有些吃惊。

杨媞在过去三个月里，亲自参与了安诺西行工厂的六场招聘会，每一场她都坐在面试桌旁边。她不问专业问题——那些有技术主管去问。她只问一个问题：“你学东西快不快？”

这个问题听起来很模糊，但杨媞有自己的判断标准。她要的不是已经有成熟技能的人——这种人早就被挖走了。她要的是愿意学、能吃苦、有野心的人。

“技能可以教，”她对小王解释：“但心气教不了。一个人如果觉得自己这辈子就这样了，你给他再多机会都没用。但如果他觉得自己还能往上走，哪怕现在什么都不会，他也能学会。”

小王当时不太理解。直到她跟着杨媞参加了一次面向南络本地女性的专场招聘会。

来应聘的女孩大多二十出头，穿着朴素，眼神里有种小心翼翼却又强烈的渴望。她们中的很多人学历不高，神洲话说得磕磕绊绊，有些人甚至是从隔壁省坐了整整两天的慢速飞船赶来的。

杨媞一个一个地面。她问的问题很简单：“为什么想来安诺？”

大部分女孩的回答都是标准答案：想学技术、想赚钱、想改善家里的生活。杨媞听着，不点头也不摇头，只是在她们的名字后面画个圈或者打个勾。

直到一个瘦小的女孩走进来。

她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衬衫，袖口的扣子掉了，用别针别着。她的神洲话很差，说一句要停下来想很久，但她说了很长一段话。小王大概听懂了——她说她家里有三个妹妹，父亲去年死了，母亲一个人养不活她们，她出来打工，以前在别的工厂做过，但那个工厂不教技术，只让她做最简单的包装，她想学点真本事，想以后自己也能当师傅，想供妹妹们读书。

杨媞听完，沉默了几秒。

“你叫什么名字？”

“黎巧。”

杨媞在她名字后面画了一个圈。小王后来才知道，杨媞画圈的人，是她要亲自带的。

黎巧就是那天被录取的。

她后来成为杨媞在南络的秘书——每当杨媞在神洲时，秘书是小王；当杨媞在南络或其他国家时，秘书就是黎巧。杨媞手把手地教她怎么看报表、怎么审合同、怎么跟政府官员打交道、怎么在一屋子男人的会议室里让自己的声音被听见。

“你以后要接我的班。”杨媞有一次对黎巧说，语气随意得像在说今天吃什么。

黎巧吓了一跳：“杨总，我……我不行的。”

“你现在不行，但你可以学。”杨媞看着她，目光平静：“我也是从什么都不会开始的。”

黎巧后来才知道，杨媞之所以在第一轮面试就记住了她，不是因为她的故事有多惨——比她还惨的人，杨媞见过太多。是因为她的眼神。

“你当时的眼神，和我在美容院打工时候的眼神一样。”杨媞说：“那种‘我必须爬上去，不然就会死’的眼神。”

穷人与富人的区别是什么？

杨媞想过这个问题很多年。她见过太多含着金汤匙出生的人——他们从容、优雅、不慌不忙，因为他们知道，无论发生什么，都有一张安全网在下面接着。他们可以试错，可以失败，可以花三年时间去寻找自己真正想做的事，因为他们的父辈、祖辈已经替他们承担了“活下去”的成本。

但穷人不一样。

穷人没有安全网。他们每走一步都踩在刀刃上，跌倒了就是万丈深渊。所以他们必须拼尽全力抓住眼前的东西，必须敢打敢闯，必须敢于以小博大。因为他们本身一无所有，失去的不过是锁链，而能得到的，可能是整个世界。

杨媞在黎巧身上看到了自己。

所以她愿意教她。

不只是黎巧。杨媞在西行推行了一套“师徒制”。每一个进入安诺西行工厂的南络籍员工，都会有一个神洲籍的师傅。师傅不仅要教技术，还要教管理、教流程、教怎么跟供应商谈判、教怎么在一堆数据里找到异常。

神洲企业一开始是不情愿的：“我们把技术教给他们，他们学会了，跳槽了怎么办？”

不止一个神洲老板在私下抱怨，但杨媞的回答很简单：“你教会一个人，他跳槽了，你损失了一个工人。但你不教，他永远只会做最简单的事，你的工厂永远只能做最低端的加工。你是想赚一辈子的辛苦钱，还是想赚三年以后的技术钱？”

神洲老板们不说话了。

事实证明杨媞是对的。那些被“教出来”的南络籍员工，大部分没有跳槽——不是因为找不到更好的工作，而是因为安诺给了他们清晰的晋升通道。他们知道，只要自己学得够快、做得够好，明年就可以升组长、后年可以升主管、五年后可能成为工厂的本地负责人。

这条通道是杨媞亲自设计的。她用了整整三个月的时间，和安诺的人力资源团队一起，把每一个岗位的晋升标准都写得清清楚楚。不是“表现优秀者可晋升”那种废话，而是具体的、可量化的指标：掌握多少项技能、带过多少新人、完成过多少个项目、连续多久没有出现质量事故。

“规矩要清楚。”杨媞对手下解释：“清楚到一个人坐在工位上就知道，自己三年后会在哪里。这样他才有奔头。”

当然，神洲企业也不是傻子。神洲企业之所以愿意接受杨媞的“建议”，不只是因为她的面子，更是因为南络给的实在太多了。

西行省的企业所得税率比南络其他省份低了近十个百分点，前三年更是全免；西行还有超低的土地成本建设。神洲企业可以在西行购买土地使用权，期限长达九十九年，且可以转让、抵押、继承。简化的审批流程——原本需要跑十几个部门、盖几十个章的手续，被杨媞压缩到了三个窗口、两周之内。

这些政策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杨媞一条一条和南络中央政府谈下来的。

杨媞和阮耶娜的关系在这里发挥了关键作用。阮耶娜是南络国会中最有影响力的政治家之一，而杨媞是她最信任的经济顾问。每一次政策谈判，杨媞都会拿出详细的数据分析：“根据我的测算，这样做会让南络在未来五年内获得多少税收、创造多少就业、带动多少GDP。”

阮耶娜信任她，不是因为她们私交好——虽然确实不错——而是因为杨媞从不空口说白话。她说的每一句话，背后都有数据支撑。

“杨媞是个商人，”阮耶娜曾经在一次闭门会议上对同僚说，“但她是个有远见的商人。她不是在为安诺争取利益，她是在为西行设计一个可以持续运转的经济模型。这个模型里，安诺赚钱，神洲企业赚钱，南络也赚钱。三赢。”

“三赢”这个词后来成为西行模式的代名词。

神洲企业获得了超国民待遇的投资环境，南络获得了急需的资本、技术和就业机会，而安诺——作为连接两边的桥梁——获得了最大的话语权和最丰厚的利润。

杨媞从这场交易中赚到的钱，没有全部放进安诺的账户，也没有全部装进自己的口袋。她拿出相当一部分，成立了一家自己的金融投资公司，名叫媞力控股。

媞力控股的第一笔投资，投给了一家南络本地的水产加工企业。

这家企业的老板是个四十多岁的南络女人，丈夫在西行内战时期死了，她一个人拉扯两个孩子，从摆地摊开始，一点一点攒钱开了个小作坊。她的水产干货做得好，但销路一直打不开，因为没钱做品牌、没钱建渠道、没钱请人做包装设计。

杨媞是在一次考察中偶然路过她的作坊的。那天天气很热，作坊里没有空调，女人光着脚站在水池边，手被海水泡得发白。她看见杨媞一行人进来，先是吓了一跳，然后赶紧用围裙擦了擦手，局促地端出几碗凉茶。

杨媞喝了一口凉茶，看了看她的产品，问了三个问题：“你想不想把生意做大？”“你知道怎么做大吗？”“你需要多少钱？”

女人愣住了。她大概没想到，西行的“皇帝”会站在她漏水的作坊里，问她这些问题。

后来，媞力控股给这家企业投了五百万，是股权投资——媞力控股占百分之三十的股份，不参与日常经营，但在战略决策上有一票否决权。

三年后，这家企业的年营收突破了两个亿。它的产品不仅覆盖了南络全境，还出口到了神洲和周边几个国家。女人的两个孩子都上了大学，她自己也成了西行省的女企业家协会副会长。

这样的故事，在西行还有很多。

杨媞的金融资本企业，在十年内投资了超过一百家南络本地企业。涵盖水产、农产品加工、纺织品、建材、物流、教育培训——全是南络有基础、有潜力、但缺资金缺技术的行业。媞力控股不仅投钱，还帮这些企业对接神洲的技术资源、管理经验和销售渠道。

“我不是在做慈善，”杨媞在一次内部会议上对西行资本的团队说：“我在做长线投资。这些企业现在小，但它们是西行的根。根扎得深了，整棵树才能长得大。树长大了，我们作为最早的投资者，拿到的回报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