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雷的便衣调查像是投入深潭的石子，只激起了几圈细微的涟漪，便沉入了更深的寂静。那几家机构表面看起来都正常得过分：儿童剧团在为一场无人问津的慈善演出排练，入不敷出；先锋艺术工作室的成员是一群行为乖张但仅限于自娱自乐的年轻人，作品晦涩难懂；私立精神病院管理严格，病人档案齐全，医护人员背景干净。

一切都像被打磨光滑的鹅卵石，找不到任何可以下手的棱角。这正是最令人不安的地方——太平静了，平静得像一个精心布置的舞台，只等着演员登场。

就在调查似乎陷入僵局时，一个意想不到的突破口出现了。

市图书馆古籍修复部，一名老管理员在整理一批捐赠的旧书时，发现其中一本二十年前的本地城市年鉴里，夹着一张泛黄的、边缘有烧灼痕迹的戏票。戏票的剧目名称是《疯人院的镜子》，演出地点标注为“红星机械厂旧礼堂”，时间则是二十年前的某个夏夜。戏票背面，用褪色的墨水写着一行小字：“看清你自己。”

老管理员觉得有些怪异，想起最近市局似乎在关注与“红星厂”相关的旧事，便通过社区民警将这张戏票送到了刑侦支队。

当这张薄薄的、充满岁月感的戏票被送到陆凛和江屿面前时，两人的神色同时凝重起来。

红星机械厂旧礼堂……《疯人院的镜子》……二十年前……

时间、地点、主题，都像一把钥匙，试图开启一扇尘封已久的门。

“查！”陆凛立刻下令，“二十年前，红星厂旧礼堂，有没有真的上演过这么一出戏！剧组是什么人？观众有谁？后来怎么样了？”

命令迅速传达下去。档案室、文化局、老红星厂的退休职工……各种渠道被调动起来。然而，反馈回来的信息却令人困惑。文化局没有这部戏的任何报备和演出记录，红星厂的老职工也大多不记得厂区礼堂有过正规戏剧演出，只模糊记得好像有过几次“工人们自己瞎胡闹的联欢”。

就在调查似乎又要走入死胡同时，一份从市公安局尘封档案室里翻出来的、几乎被遗忘的旧卷宗，被送到了陆凛桌上。

卷宗封面写着：“XX年红星机械厂‘群体性臆症’事件调查报告。”

时间，恰好与戏票上的年份吻合。

陆凛和江屿对视一眼，都看到了彼此眼中的惊疑。江屿之前曾提到过生物制剂厂历史上那起“群体性臆症事件”，而现在，类似的词汇出现在了更早的红星厂！

他们屏住呼吸，翻开了那份纸质已经发脆的卷宗。

报告内容简略而模糊。记载了当年夏天，红星厂部分夜班工人在下班后，陆续出现幻觉、躁动、攻击倾向等症状，被送往医院，诊断多为“过度疲劳引发的集体性癔症”。事件最终以厂方加强管理、对部分工人进行“思想教育”和“适当休息”告终，没有深究原因。

但卷宗末尾附着的几份当时工人的询问笔录（并非正式审讯笔录），引起了江屿的注意。有工人含糊地提到，发病前好像去看过“厂里年轻人搞的啥吓人玩意儿”，地点就在旧礼堂，内容“乱七八糟，像一群疯子演戏”。还有人说，那天晚上礼堂的灯光“绿幽幽的”，音乐“听得人头皮发麻”。

询问没有深入，记录者似乎也将其归为工人受到惊吓后的胡言乱语。

“不是单纯的臆症……”江屿的手指轻轻点在那几份模糊的笔录上，眼神锐利，“是人为诱导的集体心理暗示，或者……更糟。”

“那出《疯人院的镜子》……”陆凛接口，声音低沉，“就是诱导的工具？”

“很可能。”江屿抬起头，看向陆凛，“二十年前，就有人利用戏剧、灯光、音效，在红星厂旧礼堂进行过一场……心理学意义上的‘实验’。目标可能是测试特定环境下对群体心理的影响，也可能是筛选易感人群……”

他顿了顿，一个更可怕的联想浮现：“王大勇的母亲，当年是不是红星厂的职工？她后来的‘精神失常’，入住那家私立疗养院的时间点……”

陆凛立刻反应过来，抓起电话：“查！立刻核对王大勇母亲的工作经历和发病时间！”

结果很快出来：王大勇母亲年轻时曾是红星厂的纺织女工，而那场“群体性臆症”事件发生约半年后，她因“突发性精神障碍”入院治疗，后转入那家私立疗养院。

线索，如同散落的珠子，被“红星厂旧礼堂”和“《疯人院的镜子》”这根细线，隐隐串连了起来。

“这是一个局。”江屿的声音带着寒意，“一个从二十年前就开始布下的局。‘陶匠’，或者他背后的组织，可能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在本市进行他们的‘筛选’和‘实验’。王大勇的母亲，甚至王大勇自己，可能都是那个时期的‘产物’或‘受影响者’。孙秀珍，是后来的‘加工者’。而现在……”

他看向那张泛黄的戏票：“‘小丑’把这张票送到我们面前，是什么意思？提醒我们历史的轮回？还是……他找到了‘陶匠’过去的‘作品’，并打算将其作为自己新‘戏剧’的素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