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曼丽站在暮色里，看着哥哥忧心忡忡的脸，沉默了很久。

“哥哥，有些事我不能说。”她终于开口，“但你可以放心，我没有做坏事。”

“我知道你不会做坏事。”于荣升叹了口气，“我只是……怕你出事。你这一走就是大半年，一封信都没有，回来以后整个人都不一样了。你看报、谈时局、打听消息——你到底在做什么？”

于曼丽没有回答。

于荣升看着她，欲言又止。他想起自己那个从未谋面的生母，想起那些年他隐隐约约打听到的只言片语，想起七叔公去世前拉着他的手说的那句“你娘还在人世”。他不是没有想过要查，可他怕。怕查出来的东西他承受不起，怕连累妻儿，怕打破眼下这点来之不易的安稳。

“哥哥，”于曼丽忽然开口，“你有没有想过，要找她？”

于荣升一愣：“谁？”

于曼丽看着他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你的生母。”

院子里一下子安静了。晚风吹过，晾衣绳上的床单轻轻飘动。于荣升站在那里，脸色变了又变，嘴唇动了动，最终什么也没说出来。他转过身，走了。

于曼丽没有追上去。她知道，哥哥需要时间。

几天后，于荣升来找她，眼睛红红的，像是哭过。

“她……还活着吗？”

“活着。”于曼丽说。

于荣升沉默了很久，声音发哑：“她在哪？”

“在上海。”于曼丽没有说更多。她不能告诉哥哥，桂姨是日本人的间谍，是被组织策反的双重间谍，是行走在刀尖上的人。她只说，“她现在很安全。等时机到了，她会来找你。”

于荣升没有再问。他坐在院子里，望着灰蒙蒙的天，坐了很久很久。

于曼丽站在门后，看着哥哥的背影，心里说不清是什么滋味。她不知道自己做对了还是做错了。可她觉得，哥哥有权知道。他有权知道自己的母亲还活着，有权知道她不是被抛弃的，有权知道这世上还有一个人在等着他。

三月中旬，一个陌生人出现在了绣庄门口。

那是一个四十来岁的男人，穿灰布长衫，戴旧礼帽，像个走街串巷的货郎。他在门口站了一会儿，朝里面张望了一眼，然后走了进来。

“请问，于老板在吗？”

“家兄出去了。”于曼丽迎上去，“您有什么事？”

那男人看了她一眼，从怀里取出一封信，递给她：“有人托我把这个带给于老板。”

于曼丽接过信，手指触到信封的瞬间，心猛地跳了一下。信封的纸质、封口的方式、没有署名没有地址的格式——这是组织的信。

“多谢您。”她不动声色地说，“等家兄回来，我转交给他。”

那男人点了点头，转身走了。

于曼丽把信揣进袖子里，等到晚上，闩好房门，在油灯下拆开信封。里面只有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一行字：“三月下旬，长沙至武汉火车，接头人持《大公报》，暗号‘洞庭波涌连天雪’。”

她把纸条凑到油灯上烧了，看着它慢慢卷曲、发黑、化成灰烬。火光映在她脸上，照亮了她眼底的坚定。

武汉。然后西安。然后——延安。

她等了这么久，终于等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