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见袁朗之前的宋听澜，日子过得像一份精确到毫秒的技术文档。

早晨六点十五分，她会在军校的学生宿舍里醒来。没有闹钟，她的生物钟比任何计时器都准。她叠被子、洗漱、穿好作训服，六点三十分准时出现在食堂。她拿一个馒头、一碗白粥、一碟咸菜，坐在离门口最近的空位上，用七分钟吃完。

上午八点到十一点四十分，她在实验室。

她的工位在电磁频谱实验室最里面靠窗的位置。桌上永远只有三样东西：笔记本电脑、一个不锈钢保温杯、一本蓝色封皮的笔记本。笔记本已经写满了一大半，每一页都是密密的公式和代码，字迹小得需要凑近了才能看清。她写代码的习惯是先把整个框架在脑子里跑通，然后一口气敲出来，中间不喝水、不上厕所、不看手机。她的手机常年静音，屏幕朝下扣在桌上，除了接收导师的邮件和实验室的会议通知，它几乎没有别的用途。

她在读博期间做的课题是“自适应跳频序列优化算法”。通俗点说，就是在敌方干扰的情况下，让己方的通讯频率像一条在水草中穿行的鱼，灵活地跳过每一个障碍。她的导师说这个课题很难，前两届的博士生都没做出来。她听完点了点头，回到实验室用三个月时间把核心算法跑通了，又用两个月时间写了论文。导师看到初稿时沉默了很久，问她是不是以前做过这方面的研究。她说没有。导师又沉默了一会儿，说了一句：“你是天才。”她想了想，说：“不是天才，是算法对。”

这不是谦虚，是她真的认为自己的工作只是在正确的逻辑框架下推导出了必然的结果。“天才”这个词带有不可解释的成分，而她的代码每一行都可以被解释。

中午她在食堂吃午饭。和早餐一样简单，区别是把馒头换成了米饭，多打一份蔬菜和一份蛋白。她吃饭的速度比早餐慢一点，不是细嚼慢咽，是她在吃饭的时候会看资料——论文、技术报告、最新的外文期刊。她看东西的速度很快，一页大概十几秒，但记住的内容比看三分钟的人还多。食堂里有人聊天、有人开玩笑、有人端着餐盘到处找座位。她坐在固定的位置上，既不看他们，也不想被他们看。

下午两点到五点，她继续在实验室。有时是写代码，有时是跑仿真，有时是调试设备。她焊电路板的手艺很好，好到实验室的师兄会把焊坏的板子拿来请她修。她不拒绝，也不主动帮忙，把板子拿过去，焊好，放回来，一句话不说。师兄后来养成了一个习惯——焊板子之前先拍张照，焊完再拍一张，对比之后发现她焊的比工厂机器出来的还规整。师兄问她：“你是不是有强迫症？”她想了想：“不是。焊点应该长这样。”在她的认知里，焊点不是她有“强迫症”，是焊点“应该”长这样。她只是执行了“应该”。

傍晚五点半，她出现在训练场。军校的博士生体能训练要求不如基层部队严格，但她的训练量超过了规定标准。她跑五公里，做引体向上，练四百米障碍。她跑步的姿态很固定——步频恒定，摆臂幅度一致，呼吸节奏四步一吸、四步一呼，像一台被调试到最佳状态的发动机。她在单杠上做引体向上的时候，路过的新生会停下来看。她只是把每组次数做完，从单杠上跳下来，用自带的毛巾擦干净杠面，然后离开。如果看她的人太多，她会提前离开

晚上七点到十点，她继续呆在实验室。晚上的实验室比白天安静，没有上课声，没有走廊里的脚步声，只有服务器风扇的嗡嗡声和她敲击键盘的声响。她喜欢这种安静——不是喜欢，是这种安静不会干扰她的处理进程。她会把白天没写完的代码写完，把跑出来的数据分析一遍，把需要修改的地方在本子上记下来。本子用的是铅笔，不是因为可以擦，是因为铅笔的声音比圆珠笔小。

晚上十一点，她回到宿舍。洗漱，看半小时的技术文献，然后关灯。她入睡很快，平均不到五分钟。睡眠质量稳定，深睡时长占比常年保持在同一个百分比的区间。她的生活没有任何意外，也没有任何惊喜。每一天都和前一天一样，和后天一样，和下个月一样。

她每周给总参打一次电话，时间固定在周六下午三点。通话时长通常在六到八分钟，内容包括但不限于：这周的训练情况达标、实验进展顺利、生活费够用、天气转凉请注意加衣。负责照顾她日常生活的老师在电话那头沉默几秒，然后问：“吃饭了吗？”她说“吃了”。老师又问：“有没有交到朋友？”她说“有”。她没有交到朋友。她不是故意撒谎，是她不确定“朋友”的定义。实验室的师兄、同宿舍的室友、训练场上一起跑圈的同学——这些人算“朋友”吗？她不知道。她说“有”不是因为想安慰老师，是因为“有”和“没有”之间的边界在她的认知系统里是模糊的，她选了那个更接近“不用解释”的选项。

她的生活半径很小，小到可以用一张A4纸画完。实验室、食堂、宿舍、训练场。四点一线，日复一日。她不需要更多。更多的空间意味着更多的变量，更多的变量意味着更多的不确定性，更多的不确定性意味着更多的认知负荷。她已经把自己的认知负荷调到了最优状态，不多不少，刚好够她完成每一天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