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他越来越老，膝盖旧伤发作，走路开始拄拐棍。他拄的拐棍是铁锤手削的，拐棍头上用烙铁烫了个歪歪扭扭的箭头——是成才烫的，成才说箭头指哪儿你就往哪儿走，别走歪。他拄着拐棍在小镇的街上慢慢走，偶尔会经过一家糖果店。他站在橱窗前看着里面花花绿绿的糖纸，站很久。店主问他要买哪种，他指了指货架最底层那种最便宜的、彩虹糖纸的话梅糖，说这个，来一包。他付了钱，把糖放进左胸口袋——那个口袋已经磨得发亮，里面永远有一叠叠得四四方方的糖纸。

他不会忘记她。不是四年，不是十年，不是一辈子。是用他留在保险柜里的口令、用她留在敌我识别程序里的绿色识别码、用被写入对抗训练教案的每一个技术参数、用从他到三多到成才再到新南瓜一代代传下去的“这里曾经有过一个少校”——在所有能承载记忆的介质里，在所有能延续存在的形式上，他都不打算忘记她。

直到很多年以后，他老得走不动了，躺在病床上，窗外的槐树叶子沙沙响。许三多和成才守在床边，齐桓坐在椅子上抱着搪瓷缸子。窗外走廊里的某个瞬间，很像她当年从修理所走出来的那个傍晚——灯柱新换了，地砖早就不松了。

有影子拉得笔直。他闭上眼睛，嘴角微微往上牵了一下，很轻，像是终于等到了什么。如果他还能说话，他大概会说：哟，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