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速度下，一勾玉的预判能力已经不够用了。

我需要用二勾玉的视觉加速，但同时——我放慢了其中两颗球的拦截动作。

两颗球擦着我的指尖飞过，撞在身后的墙壁上，发出沉闷的回弹声。

心率监测仪的读数跳了一下，但远未达到真正的极限心率——如果我真的拼尽全力去拦那两颗球，心跳至少会再快二十拍。

“极限了？”莫兰问。

我没有回答。我只是微微喘息着，让胸腔的起伏看起来比实际更剧烈，让汗水沿着额角的弧度滑下，滴在水泥地上。

用多丽丝教的呼吸控制法——深吸气时胸腔扩张的幅度比正常值大了大约百分之十五，从观察室的角度看，这会被解读为“接近极限的生理反应”——我让自己的呼吸听起来比平时更重一些。

事实上，我的身体还远未到极限。

但心率监测仪上的数字和我表现出来的疲劳状态完全吻合。

企鹅人隔着玻璃点了点头，在他的笔记本上写下一行字。

到了第三个月，我开始练习更复杂的东西——用幻术在自己的视网膜上叠加一层虚假信号，让眼睛在开眼状态下看起来像是已经到了极限：虹膜的颜色变浅、勾玉旋转的速度减缓、瞳孔对光反射的灵敏度下降。

而实际上，我能继续以巅峰状态运转很长时间。

这是一种走钢丝般的练习——稍有不慎就可能损伤自己的视觉神经。

多丽丝教过我神经系统的脆弱性，每一根视神经纤维束的损伤都是不可逆的。

但我必须学会它。因为企鹅人的控制建立在“了解你的极限”之上。

如果他以为他知道我的极限在哪里，他就永远不会去怀疑那个极限之外还有什么。

当我把二勾玉的洞察力展示到极致时，他点头。

当我把极限伪装得滴水不漏时，他也点头。

他以为自己看到了二勾玉的全部边界，我让他看到的，只是我画给他的那条边界。

而真正的东西——那种可以通过视觉接触直接侵入另一个人感知系统的能力——被我埋在最深处，连一次都没在训练室里激活过。

在哥谭，变种人的能力可以通过医学检测被追踪——血液里的异常代谢物、大脑皮层的异常放电、DNA链上的变异标记。

企鹅人的私人医生在每次开眼训练后都会给我抽血，美其名曰“监测能力进化对身体的影响”。

我知道那些血样会被送到冰山餐厅地下二层的实验室，用企鹅人从韦恩企业医疗部门偷运出来的设备进行分析。

但我的能力不是变种人的生理变异，它是精神能量与身体能量的结合，不存在于血液里，不存在于DNA里，不存在于任何哥谭已知的科学检测手段可以触及的物质层面。

幻术的作用机制更纯粹——它是通过写轮眼直接向目标的神经系统注入虚假信号，不需要媒介，不需要物理接触，不需要任何可以被化学分析捕捉的代谢产物。

企鹅人以为自己在用科学手段追踪我的进化。他追踪的是影子，而本体，始终藏在水下。

到了第六个月，我开始在实战中验证这些技巧。

一次在黑面具据点的渗透任务中，我被四名雇佣兵包围。

我的左臂在前一天训练中被莫兰的锁技拉伤了肌腱，活动范围受限。

企鹅人在通讯器里命令我用最快速度解决战斗并撤离，多丽丝补充说“不要恋战”。

我用二勾玉的洞察力在四秒钟内定位了每个人的薄弱点——第一个人的枪管被我用匕首侧刃震开，第二个人在我转身时被肘击击中太阳穴，第三个人的膝盖在我脚背扫过时错位，第四个人的手腕被我扣住，枪口转向天花板。

整个过程干脆利落，没有任何幻术的痕迹。

但在撤离时，我故意让自己的呼吸听起来比平时更重——不是伪装，是让多丽丝通过通讯器听到我左臂受伤后真实的吃力感。

回到冰山后，企鹅人叫我去书房汇报。

他问我在被四人包夹时为什么没有第一时间击倒全部四人。

我说左臂的旧伤影响了动作速度，他看着我左臂上的绷带，沉默了大概五秒钟，然后说：“下次受伤要提前报告，武器不能在出鞘的时候卡壳。”

“是，先生。”

他没有怀疑。

因为他看到了真实的旧伤，听到了真实的喘息，得到了真实的解释。

而他没有看到的——他永远不可能看到的——是那四秒钟内，我其实有两次机会可以对他们使用幻术。

其中一次是第一个人开枪时，我可以用幻术让他瞄准的方向偏移几厘米；另一次是第四个人被我扣住手腕时，我可以用最基础的暗示让他暂时失去扣扳机的意志。

两次机会，我都没有用。

不是因为不能用，是因为不需要。

真正高明的伪装，不是在需要隐瞒的地方伪装，而是在别人根本不会留意到的事情上做到极致。

当企鹅人以为他看到了全部，他就不会去质疑那之外还有什么。

我要让他在未来的某一天——也许是当他真正面临威胁，不得不考虑任何可能性时——仍然以为我的眼睛里没有他需要警惕的东西。

而在训练室之外，另一件事也在悄然发酵，如同哥谭雨季里永远干不透的墙角霉斑。

一切都始于黑蜘蛛被捕后，从他手下的情报网络里意外截获了一份支离破碎的通讯记录。

企鹅人安插在黑蜘蛛内部的线人，在某次例行汇报中随口提了一句：“黑蜘蛛最近在东南方向接触过一个‘女鬼’。”

他顿了顿，似乎在斟酌用词，“不是幽灵那种鬼，是更偏的、亚洲面孔的那种。不说话，徒手杀了十七个地下拳手。”

企鹅人最初的反应是漠不关心。

他翻着当月的财务报告，单片眼镜反着光，语气平淡得像是在讨论今年冬天的雪会不会比往年大：“东南亚的变种人和怪胎比哥谭的下水道还多，但那是黑蜘蛛的生意，和我们无关。”

他把文件夹推到一边，转而拿起另一份关于双面人毒品运输线的报告。

但我记住了“不说话的女孩”，也记住了她在哪里。

几周后，另一条独立的线人报告被送到企鹅人的案头。

这次不是黑蜘蛛的网络，而是一个为双面人工作的军火商，在酒后对保镖吹嘘自己最近在香港差点被一个“女鬼”干掉。

他用的词是“女鬼”，描述却是极度专业的格斗技巧——不是花哨的武术表演，是每一击都直奔要害、没有任何多余动作的杀人技。

“她不说话，”军火商在监听录音里的声音带着醉意和残余的恐惧，“她什么声音都没有，但她看你的方式——像在读一本书。”

企鹅人这才把两份报告叠在一起，重新评估。

他的情报网络迅速整理出了一份薄薄的档案——只有几页纸，大部分是传闻和未经证实的目击记录。

档案封面上用印刷体写着一个名字：卡珊德拉·该隐。

他在书房里翻完那份档案后，沉默了大概整整一首爵士乐的长度，食指在桌面上以他惯常的节奏敲击了两下——与音乐节拍恰好错开。

然后他把档案合上，搁在左手边那摞“待定”文件的顶端。

“世界上的变种人和怪胎比哥谭的下水道还多，”他重复了几个月前的那句话，但这次语气里多了一层什么东西——不是兴趣，是评估，“但这一只，听起来更像是训练出来的。完美的身体语言阅读能力，被剥夺的语言功能，接近超自然的格斗本能——这不是天赋，这是被制造出来的。”

他摘下单片眼镜，用丝绒布慢慢擦拭着，动作比平时更慢，更用力。“与我们无关。黑蜘蛛的手还没长到敢伸进哥谭——至少目前没有。”

他没有把那份档案归入“已知威胁”，但也没有销毁。它被留在“待定”文件堆的顶端，像一枚没有拔掉保险的烟雾弹，安安静静地躺着，等待着某一天被某个特定的事件引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