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晚上她坐在书桌前，把笔记本翻到新的一页。她想了想，在上面写了一行字：“我不再纠结对错输赢了。”她写完之后看着那行字，看了一会儿。然后她在下面又写了一行：“以前我总是在想，谁对谁错。我爸妈做错了，溪溪没有错。我欠溪溪的，我爸妈欠我的。谁欠谁的，谁该还谁的。我想了二十年，想了无数遍。想出来的东西没有一样是有用的。对错没有用。输赢也没有用。溪溪回不来。我爸妈也不会变。我自己也不会因为想明白了这些就活得更好。”她写完之后把笔放下，看着那两行字。字在灯光下显出清晰的轮廓。她坐在那里，感觉到自己身体里有什么东西正在慢慢地落定。那种落定很轻，很稳。
她站起来走到窗前，推开窗户。夜风从外面灌进来，凉的，带着小区里那几棵桂花树的甜香和远处不知道谁家炒菜的油烟味。她站在窗前，把手撑在窗沿上。窗沿是凉的，那种凉透过掌心传到手腕。她站在那里，感觉到自己的心跳是稳的。不快不慢的，一下一下的，落在一个她可以控制的范围里。她站在窗前，看着窗外那条她不认识的街道，看着那些她不认识的路灯和树。她在这座小城已经待了快两个月了。这两个月里她做完了该做的事，查清了溪溪的事，跟父母对峙了，把老宅拆了，把东西收好了，把旧屋告别了。她知道自己该走了。她不能永远待在这座小城里。她在省城还有工作，有公寓，有她花了八年时间建立起来的生活。她得回去。但她不想再像以前那样来回跑。她想把这里的事全部办完，然后一次性走。
她回到书桌前坐下来，拿起手机给公司人事发了一封邮件。邮件写得很短，说她准备回去了，问什么时候可以办复职手续。人事第二天上午就回了电话，说欢迎回来，但复职手续需要本人到场办理，有些表格要签字，还要和部门总监面谈一次。她问最迟什么时候能办，人事说下周一之前。她挂了电话之后坐在书桌前想了想。今天是周四。她还有周五、周六、周日三天。这三天里她要把这里剩下的事全部办完。她拿出笔记本，在空白的一页上列了一个清单。第一，周五陪父亲去医院复查。第二，周六去旧屋那里正式告别。第三，周日跟父母吃顿饭，说一声她要走了。第四，把城东房子里剩下的东西最后收拾一遍。第五，订周日傍晚的高铁票，晚上到省城，周一早上去公司办手续。她写完之后看着那个清单，看了一会儿。然后她拿起笔，在清单的最下面加了一行字：“这次走，把该办的全办完。不来回跑。”她写完之后把笔放下，看着那行字。字在灯光下显出清晰的轮廓。她坐在那里，感觉到自己很稳。
她放下笔，站起来走到卧室里，从床底下把那几个纸箱拉出来。她前几天已经把东西分门别类地装好了——衣服一箱，日用品一箱，书和杂物一箱。她蹲在纸箱前面，把装书的那个箱子打开，从里面把那个木盒子拿出来。木盒子是她从老宅带来的，之前她把它放进了纸箱里。现在她把木盒子端出来，放在书桌上，打开。里面的东西都在——日记本、七封信、两百多张纸条、诊疗单、干花、石子。她把日记本从盒子里拿出来，翻到最后一页，看了一眼那行字——“今天我回家敲门，没有人理我。”她看着那行字，看了一拍。然后她把日记本合上，放回盒子里。她要把这个盒子带着。她带着它去省城，再带着它回来。然后她带着它去旧屋那里。去跟溪溪说一声。她把盒子合上，放在书桌角上。
周五早上她去了医院。张桂兰和林建国已经在医院门口等着了。林建国穿着一件干净的灰外套，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的，看起来比上次精神了一些。张桂兰站在他旁边，手里拎着一个布袋，里面装着水杯和病历本。她走过去的时候，张桂兰冲她点了点头，说：“来了。”她说：“嗯。”三个人一起往医院里面走。医院里人很多，走廊里排着队，空气里有消毒水的味道，混着从某个诊室里飘出来的、淡淡的药膏味。她走在林建国旁边，帮他拿着外套。林建国走得很慢，走几步停一下，喘口气。她没有催他。她只是走在他旁边，跟着他的速度。走到心电图室门口的时候，他们在走廊的椅子上坐下来等。张桂兰去交单子，她坐在林建国旁边。林建国坐在那里，两只手搁在膝盖上，看着走廊尽头那扇门。他看了一会儿，然后忽然说了一句：“晚晚。老宅那边，拆干净了？”她说：“拆干净了。”他点了点头，没有再说别的。他坐在那里，看着走廊尽头那扇门，安安静静的。她坐在他旁边，也看着那扇门。两个人坐在医院的走廊里，什么话都没有再说。但那种沉默是舒服的，是平的，是不需要被填满的。
复查做完之后医生说心脏的情况比上次好了一些，药继续吃，注意休息，别累着。张桂兰把医生的话一句一句地记在一个小本子上。林建国坐在旁边听着，点了点头。从医院出来的时候已经快中午了。张桂兰说：“回去吃饭吧。我做了饭。”林晚说：“好。”三个人回到父母住的那个小区，张桂兰在厨房里热饭，林建国坐在沙发上看电视，林晚在旁边坐着。她看着那间客厅，看着窗帘拉开着、光从外面照进来的样子。她坐在那里，吃了饭，然后帮着收了碗。吃完饭之后她坐在沙发上，跟父母说了一句话。她说：“爸，妈。我周日晚上走。周一去公司办手续。”张桂兰正在擦桌子，手停了一下。林建国坐在沙发上，看着她，看了一会儿。然后他说：“走吧。该回去了。”张桂兰把抹布放下，说：“东西都收拾好了？”她说：“收拾好了。”张桂兰说：“那行。周日中午来吃顿饭。”她说：“好。”她站起来，走到门口。张桂兰跟过来，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几个苹果。她说：“拿着。路上吃。”林晚接过来，说：“谢谢妈。”她拉开门走了出去。
那天下午她去了陈婶女儿家。陈婶正坐在阳台上晒太阳，膝盖上摊着一把蒲扇，扇面上那层竹篾被磨得发亮。她看见林晚来了，把蒲扇放下，说：“晚晚，你怎么来了？”林晚在她旁边坐下来，说：“陈婶，我周日晚上回省城了。周一去公司办手续。过来跟您说一声。”陈婶看着她，看了一会儿。然后她说：“走了好。你还年轻，该回去上班。”她停了一下，又说：“你走了之后，这巷子里又少了一个我认识的人。”林晚坐在那里，听着陈婶说话。她看着陈婶那张满是皱纹的脸，看着那双浑浊的眼睛里那种很老的心疼。她说：“陈婶，我以后有空回来会来看您的。”陈婶摆了摆手，说：“不用特意回来。你过好你自己的日子就行。”她说着，把膝盖上那把蒲扇拿起来，递给林晚。“这把扇子跟了我十几年了。前阵子你把它还给我，我想了想，还是你拿着吧。我老了，用不了几年了。你拿着，夏天扇扇。”林晚接过那把蒲扇，扇面上的竹篾摸起来滑滑的，温温的。她翻过来看了一眼，扇面上用圆珠笔写着一行小字，字迹模糊了，但还能辨认——“林溪溪，陈奶奶”。那是溪溪的字。溪溪小时候在这把扇子上写过自己的名字。她看着那行字，看了一拍。然后她说：“谢谢陈婶。”陈婶说：“谢什么。一把旧扇子。”她说完之后又坐了一会儿，跟陈婶聊了几句闲话。然后她站起来，拿着那把蒲扇走了。她走出小区门口的时候，把扇子合上，拿在手里，继续往前走。扇子在她手里轻轻晃着，扇面上的竹篾在午后的光里泛着温润的光。
周六上午，她去了旧屋那里。她是坐公交车去的。从城东到旧城区，公交车开了四十多分钟，穿过那些她已经开始熟悉的街道，从新小区的白墙和绿化带慢慢变成老城区的灰墙和梧桐树。那些梧桐树的叶子已经落了大半，光秃秃的枝丫伸向灰白色的天空。她在旧城区那站下了车，沿着街往巷口走。她走过那家卖烧饼的铺子，铺子还开着，门口摆着蒸笼，白气从蒸笼盖的缝隙里冒出来。铺子的老板娘探出头来看了她一眼，没有认出她。她继续往前走，走过那家理发店，走过那排老居民楼，走到那条巷子的入口。巷子已经没有了。她站在原来巷口的位置，看着眼前那片空地。巷子两边的房子都拆光了，只剩下一片灰色的水泥地面，平平整整的，上面留着履带碾出来的纹路，一道一道的，被风吹进来的落叶填了一些，又被风吹走了一些。巷口那棵老榕树还在，枝繁叶茂的，气根从枝丫上垂下来，在风里轻轻晃着。树底下那几把破旧的塑料椅子不见了，陈婶的小卖部不见了，那排摆着酱油瓶和方便面的货架不见了。什么都没有了。只剩那棵树还站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