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傍晚下了点小雨，两人躲在岸边的河神庙里避雨，就着一盏油灯整理当天的标注，沈砚的手被河风吹得裂了好几道口子，握笔的时候渗出来的血珠落在宣纸上，晕开小小的红痕，陆淮就掏出随身的伤药给他涂上，指尖蹭过他冻得冰凉的手背，把自己的暖手炉塞到他怀里。

等最后一笔在通州码头的位置落下，整幅《大明漕运全图》已经铺得满满当当。

长三丈、宽六尺的绢本上，从江南杭州的漕粮起点到京城通州的粮仓码头，一千七百里河道上的四百多座水闸、一百二十七处浅滩、三十二座沿河水柜，甚至连沿岸每一个能临时停靠避风的港湾都标得清清楚楚。

沈砚还特意在图的侧边加了整整三卷附册，里面写满了不同季节的通航守则、每段河道的疏浚周期，连遇到突发水患时该往哪里分流的预案都写得明明白白。

后来这幅图被送进了皇宫，隆庆帝看完之后特意下旨，让工部抄录十份，分别发给沿河的所有漕运衙门。往后的几十年里，只要是跑漕河的船老大，人手都有一份这幅图的抄本，哪怕遇上大雾天看不清航道，照着图上的标记走，也绝不会触礁搁浅。

而淮安漕运司的正堂墙上，挂着他们亲手画的原稿。

每到汛期前，两人就站在图前核对当年的防汛安排，指尖顺着蜿蜒的河道从南摸到北，就像摸着他们守了一辈子的千里漕河。

风从窗外吹进来，卷着运河上的水汽拂过纸面，那些用朱砂和墨汁写就的线条，就像活过来一样，载着一船船安稳的漕粮，顺着水波缓缓往北方流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