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沉在实验室里连续待了四天。四天里他睡了不到二十个小时，吃饭靠营养剂，喝水的杯子在桌角摞了三个，都凉透了。他的眼镜片上蒙了一层细密的灰——实验室的通风系统会把空气中的微粒吹得到处都是，平时他会擦，但这几天他没有。他的全部注意力都在那块屏幕上。

屏幕连接着从顾怀瑜研究船上缴获的寄生体基因序列数据库，以及廖瑞翊体内寄生体的完整基因图谱。两列数据并排显示，像两条被拆开的拉链，等着被人重新咬合。陆沉的工作就是找出它们咬合的方式——哪些基因片段是顾怀瑜设计的，哪些是林江宁授意修改的，哪些是在廖瑞翊体内五年寄生过程中自行变异的。这个工作很细。寄生体的基因序列不是线性排列的，而是像一团打结的丝线，每一段基因都可能同时影响多个性状。加速分裂的基因片段同时也减薄了细胞壁，减薄细胞壁的片段又恰好增强了寄生体对灵长类神经系统的亲和力。这不是巧合。这是有人坐下来，在计算机前，一个碱基一个碱基地调过。

陆沉在第四天凌晨两点找到了那个关键的碱基对。它在寄生体基因序列的第17429号位点上，是一个胸腺嘧啶到胞嘧啶的替换。这个替换本身很小，小到任何标准的基因比对算法都会把它当成随机突变忽略掉。但它不是随机突变。因为这个替换恰好落在控制寄生体适应宿主行动能力的基因启动子区域——通俗地说，就是寄生体“学习走路”的开关。开关被拧反了。野生型寄生体会在寄生后三到六个月内逐渐适应宿主的运动系统，学会控制宿主的四肢。但廖瑞翊体内的寄生体在这个位点上被替换了一个碱基，导致它失去了适应宿主运动系统的能力。

这就是为什么廖瑞翊坐了四年轮椅。不是因为蒋彦晴让他坐轮椅。是因为寄生体自己学不会走路。

蒋彦晴说他“蒙对了”。其实他蒙的只是外在行为。真正起作用的，是这个深埋在基因编码里的、一个碱基的错误。而这个错误是人为的。

陆沉靠在椅背上，把眼镜摘下来，用拇指和食指捏了捏鼻梁。他的眼睛布满血丝，眼眶下方的皮肤因为长期盯着屏幕而泛着青灰色。他戴上眼镜，拿起那杯最凉的茶喝了一口，然后打开了通讯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