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崎先生？”

春天来了，三月，画匠在桐岛家门口认出尾崎光，然而他发现对方已经大变——曾经那个热血沸腾，天真鲁莽的年轻人已经却衰老沉默了。尾崎光的头发被剃了好多，白了好多，身上衣服也从体面的洋服变成平民的粗布了。桐岛和金陵似乎在给尾崎光送行，他们脚边堆着两三个破烂的行李箱，桐岛对尾崎光哀愁叹息，金陵脸上浮着些冷漠的神色。这三人叫画匠犹豫踟蹰了好一会，最终才试探着走去叫了声“尾崎先生”。

“您还能认出我？”

尾崎光早就知道画匠住在桐岛家附近，但他对画匠的语气很客气，末了他露出生疏的笑，但也没和画匠握手。“我在桐岛先生家里寄居了几日，身体和精神都不太好。今天好些了，终于下定决心回东京去了。”

“您怎么会来南京，在桐岛先生家里？”

“哦，天津之事后家里出了些变故，银行被抄了，父亲去世，母亲不堪打击也去世了。在这变故中，我终于意识到自己曾经的‘理想’是多么可笑，廉价，不值一提——瞧我，总是管不住自己这张嘴，即使它给我招来那么多灾祸！哈哈！话说您回南京后气色好多了，还在继续画画吗？”尾崎光似自言自语，又似和画匠对白，“我看了您早些年的画集，发现您是画浮世绘出身的。”

“画集都是十多年前的东西，我也不是什么出名人物，您居然能搜到。”

“是一个叫‘伊势月’的人给我的。那段时间我在监狱——唉，不说了。总之您的作品给予我很多安慰，至少在这么多‘主义’的纷扰下，它们仍旧是纯粹的艺术。您接下来有出版新画集的打算吗？”

“我……也许有吧。”

“那您记得联系我。家里在东京浅草留下了一间画廊，我以后就在那里专心经营。目前规模虽小，但印刷几本画集倒还力所能及。”

“您居然在浅草有画廊吗？”

“是啊，有可能的话，以后联系我吧。在天津的经历确实给我了许多教训，王先生，琼先生，伊万诺夫先生所在的世界，不是我该在的。那个世界太凶险，太丑陋，太肮脏，稍有不慎就会丧失性命，我想……我再也不会来中国了。”

尾崎光递给画匠一张名片，他提起脚边几个箱子告别后便离开了。

“金陵，今早是不是该和老师交春季考试申请去了？”桐岛有意无意望了望巷子口的花树，光溜溜的枝头已经破了几个花苞。他半感慨半严肃道，“振作了就好好努力，咱们今年一定有大学上。”

春天代表着告别，也代表开始。

1934年春，中华民国继续沿袭壬戌学制确立的“六三三”教育框架（小学六年，初中三年，高中三年），当时没有全国统考，各个院校依旧实行春季或冬季单独招考。不过由于各地中等教育发展不平衡，一些大学仍保留预科以应对同年高中毕业生不足、或学生未能取得高中学历资格的情况。1932年的“一二八事变”使得当年江浙沪地区高中生锐减，部分乡镇甚至出现“一人考生”，于是各个大学不得不增设预科班以应对情况。

春季开学，画匠“喜提”班主任，这大概要归于他先前没服从学校安排，擅自滞留天津之故，但也可能是因为他是日本人。无论是女大还是中央大学，外籍教职工数量都不算少，但日本人格外叫中国人们刺挠，这大概是因为掺杂了国家仇恨之缘故。在填写报考档案的时候，金陵说画匠实在是太老实了，遇到这种事情就该抗议，然而画匠是个明白人，他知道在学校这个小集体，他或多或少算个外人。

“要是所有抗议都有用，那就不会有不公了。”

画匠把他写的升学推荐表递给金陵，金陵封好了档案袋，而后问画匠为何会认识尾崎光。画匠含糊回答，说以前因为画画认识的，金陵摇了摇头，说这种人还是没有交集为妙。

“尾崎是反对日本的革命党，天津金融闹乱，他全家被满洲国和日本军部当了枪使。他父亲尾崎行长是迫于压力切腹自尽了，母亲也是自我了断才换他一条生路。这种连累父母的人有什么出息呢？我爸爸就是老好人，心太软了，他总是在念及旧情，却不顾及自己。”

现在的金陵似乎变了个人：她此前那种少女的激情和痴狂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世俗成年人的冷静与旁观。对现在的她而言，世界上许多矛盾是万古不可消弭的，比如日本内部的矛盾，还有更尖锐的中日矛盾——这些都是尾崎光借住时她意识到的。什么理想，什么信仰，都抵不过现实的矛盾。末了金陵对画匠开玩笑，说还好他已经娶了那个叫“王宝钏”的乡下女人，否则她不可能这么快就去魅。

“美术老师，我知道你没有妻子，只是单纯为了拒绝我，但这种拒绝反而叫我清醒了：原来你为了逃避我到如此程度。原来你也只是个无力解决矛盾的普通人啊。”

金陵说的没错，画匠确实是个普通人。是普通人就会有普通人的烦恼，困惑，忧愁，比如学生们把班主任的指令当“狗屁”。

那天，二十个女学生从女大随园校区出发去莫愁湖公园，这算是一段小小的远足。画匠带队，到公园才发现还有四十个国立中央大学的男学生——他们也是来写生的。女学生们青春芳华，男学生们蠢蠢欲动，开春莫愁湖的天气还没有彻底转暖，但男男女女们眉目飞转，他到她那里耍一下，她到他那里弄一下，人来人往，六十人渐渐混作一团。

“你们不要乱跑，都留在自己的写生位置！”

没人听。

“没画完的不准离开，必须起完形再走！”

还是没人听。

“你们到底是来做什么的，这谁的画板？”

更没人听了，只有学生们的窃笑，画匠甚至还听到有人悄悄说“当然是来挑对象的，谁在那里傻坐画画呢”。画匠真是胸口堵得慌，但这些男男女女像水池里游离的鱼，抓了这个的尾巴就会放走另外几条。预科班的学生本身年纪大了，再者又对美术轻视不感兴趣，所以想管住他们简直比管一个散兵团还困难。画匠扯着嗓子在混乱里发号施令，有个人拍了拍他肩膀，问他这幅湖景画的怎么样。画匠瞬时欣喜，想这到底还是有好学的人，结果转头看见老王贱兮兮的笑脸——他穿了正经的衬衣和洋服马甲，甚至还用发胶整理了下头发，可谓是难得的“人模狗样”了。

“怎么是你！”

画匠简直要失望地喊出来了，老王指了指湖心，说今天蒋先生起了雅兴要来莫愁湖划船，一众公务人员随从陪同。他本来在湖边闲得慌，却老远听见画匠的声音，于是就走了远路来湖对岸看究竟，没想到真是画匠。

“你这样管不住的，得来把匣子枪，朝天放几颗子弹他们就老实了。”

“难不成是驯土匪？这都是要考大学的学生。”

“我看也差不多。哎呀，放弃吧，春天来了，男欢女爱谁也拦不住。”

“我是带他们来写生的。”

“我看是来联谊的。”

“又笑，又笑！我的苦难是你的乐子，你就知道贱兮兮地笑！”

画匠急得用画板打老王，老王边被打边求饶。

“错了，小先生，别打了，学生我真错了，我帮你！”

“口说无凭，怎么帮？”

“你看着就是了。”

话罢，老王装模作样走到学生堆里，他换一副严肃表情指指点点，说自己是政府的官员，本是陪着总统府的重要人物来莫愁湖，谁曾想老远就听到一堆“野猴子”在湖边乱吼乱叫。那大人物心生不满，说要把这堆年轻不知好歹的野猴子抓起来。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老王这种在浑水里演了十几年的做派很快叫学生们老实了，他们谁都不敢乱跑，生怕真乱了什么风纪被抓起来。戏演得太真了，画匠被搞得有些紧张，他悄悄问老王这是不是真的，老王撇过一个狡黠的笑意，说蒋先生现在忙得焦头烂额，都没发现自己身旁少了一个人，更别说去湖对岸抓猴子了。

“春风还是有点冷，刚桌子上喝了两杯酒，这下都吹醒了。”

发胶并不牢固，湖面扬起的风很快把老王额前的碎发吹乱了。

“怪不得你靠近时候咋有点酒味。”

画匠伸手理老王的头发，可惜老王头发从小就硬，怎么都收拾不好。

“喝点也好，否则这一天白昼都难熬。瞧我，表面上风光，实际现在就跟街上要饭的乞丐一样，东讨一点，西凑一点。还是和你待在一起好，我现在心情有些低沉。”

“是不是又有人为难你？”

“是因为我在王府的几个兄弟姐妹都去世了，今早刚见报的。虽然我和他们没有亲情，但他们的死却叫我感到空虚。伊万诺夫这老毛子，真行啊……算了，个人图个人利，再者我亲老子连生了三十多个孩子，一时半会也死不完。现在活着的几个估计全都跑日本去了，只有我和王小珩留在中国。美术老师，我们兄妹俩只有你了，都指望着你活呢——还好你我之间不存在男女之间的婚姻。”

“你真傻，这样才是最好的。”画匠抬手摸了一把老王翘起来的头发，“这样我就不会有顾虑：无论发生什么，你永远都是我生命里最重要的。”

“我也如此。”

又一阵湖风起，画匠想到了尾崎光临别时所说的“世界”：一个凶险，丑陋，肮脏，稍有不慎就会丧失性命的世界。画匠担忧老王在那样的世界里挣扎，老王却说还是画匠的班主任世界更“挣扎”，因为现在他管的几个女学生似乎正要逃跑。画匠一看还真是，女学生们都嫌画画无聊，画箱和画板都不收拾了，正要当着画匠眼皮子底下逃课去。

“美术老师，你再不去抓人就要背教学事故了。”

老王言语，画匠赶紧朝那几个女学生跑过去。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

莫愁湖中央飘着的画舫一直在争吵，从中午到下午，日光淡下去了，饭菜也凉了，蒋先生的脸色也没好看多少。自美国1934年《购银法》推高国际银价后，中国白银大量外流。仅春季前几个月，中国净出口白银就已经远超此前任何年份的同等季度。目前预定政策是4月5日先征收白银出口税，这算是过渡性货币管理和市场托底的一种举措，但是依旧治标不治本。

“先按照那个美国经济顾问的提议做吧。姓王的呢？”

“岸上呢，方才对岸有点吵，他说他不上船，留在岸上帮您探路去了。”

“好啊，留在岸上好啊，我真想把他杀掉算了……他方才居然说□□也是我们的同胞，是我们的友党，我们该协同□□来反抗外敌侵略！这都是什么浑话！”

“不可啊蒋先生，老王这人虽然和您有些许矛盾，但现在西南政府也拿他当旗帜。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等流本和他没有联系，但因为他们和您有矛盾，现在反而开始故意支持老王了。老王要主持经改革，他们赞成，老王要国共合作，他们更是支持，更何况老王以前还在黄埔当过教官，西南当过土匪呢？您现在杀了这样一个人，岂不是给了西南政府反对南京的政治借口？”

此处所说西南政府，是1931年宁粤对立后留下来的一个西南地方政权架构。1932年原先在广州另立的国民政府撤销，改设中央执行委员会西南执行部、西南政务委员会、西南军事委员会，这些机关一直维持独立，到1934年已是两广联合的地方政权，其中陈济棠控制广东，李宗仁与白崇禧控制广西，三人不愿完全受蒋指挥，但暂时也没有公开宣称要立全国性中央政府。

西南政府是一块难解的心病，去年在福州起义妄图成立独立政权的蒋光鼐、蔡廷锴、陈铭枢、李济深不就是榜样吗？现在这几个人潜逃到香港去了，至今也没有被抓捕。当初这闽变可费了好些人力，足足八个师的陆军入闽，以空军、海军配合攻击才算打掉祸根，如今可不能再起一个了。

“那怎么办，难道任由这姓王的在未来投靠西南政府——”

“我做担保，他不会逃到两广去，要一直留在南京。这个人嘛，就是唱反调的性子，甭管什么总要反对几句，但做事还是好的。”饭桌上气氛有些紧张了，唐生智起来开了个玩笑，“诸位不要有顾虑，我和老王，誓必与南京共存亡。”

“行，把他喊回来吧，知人善用就得既往不咎，但前提是他先既往不咎，我才能善用他。”

“既往不咎”，就是“置于死地”的意思。

1934年春，苏联国家安全总局政治保卫处对费多罗夫进行了秘密审查，最终判定费多罗夫为叛国罪。这件政治案执行地特别快，费多罗夫被停职、逮捕、党籍开除、没收财产、内部司法机关审理，再到最后秘密枪决只用了不到二十天的时间，而其中连带着被枪决和流放的地方军官和干部有两百余人之多。如果放在其他地方其他历史时段，处置也许不会这样快，但是因为日本在远东扩张的缘故，神经紧张的苏联便毫无容忍了。然而，枪毙费多罗夫影响恶劣，所以苏联中央对此进行了步骤严密的“封口”。《真理报》上报道的新闻是“前远东司令费多罗夫突发心梗去世了”，然而奇怪的是，党内没有成立治丧会，而伊万诺夫本人也“恰好在那几天得了重感冒”，需要在家休养，所以也没有出现在克林姆林宫。

没出现不代表没会见，斯大林在莫斯科郊外的昆采沃别墅会见了伊万诺夫。

“费多罗夫是你当年提起来的人，如今出了这种事，你也是要负担责任的。此事造成的影响很恶劣，你之后要在反思会上作自我批判，其他人也要对你进行批判，这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过去的。”

“明白，我接受批判。”

“你现在态度很好，比年轻时候进步很多。新组建的远东班子还是交由你来带吧，我不信任二代集团军的人，杂人太多，老红军骑兵营出来的好些。对这些杂人，苏联要进行内部的剔除和自我革命。”

昆采沃是斯大林疗养的地方，那天他穿着随意，但表情却很复杂。昆采沃新修整的花园并没有让他放松下来，因为他还在思考其他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