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部分

（1935-1937）

中华民国二十四年-中华民国二十六年

昭和十年-昭和十二年

1934-1935年是平和而又飞快的两年，确实发生了一些事件，但人们还尚且没有割舍个体情爱，投入到普遍的生死存亡中来。

1934年10月，红军因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进行战略转移。吴浩新跟随大部队行进十一个省、十八座大山、二十四条大河、五片雪原。他们的行进长达三百六十八天，平均每一两天就有一次小规模遭遇战，期间丧失四百多名战友，这些人平均年龄不到三十岁。1935年9月，吴浩新所在的部队在陕北延安会师，彼时他的身体状况已经很差，不得不寄住在群众党春燕家里养病。党春燕是一名延安农村妇女，当过游击队长，虽然文化水平有限，但在群众中很有号召力。彼时吴浩新仍然无法走出亡妻带来的伤痛，组织认为其与党春燕的婚姻结合可以更好推进群众工作，也可以让吴浩新尽快从颓废中走出来。在组织的撮合下，吴浩新在延安与党春燕完婚，正式结为夫妻。党春燕很爱吴浩新，然而吴浩新对她并没有爱情。

1934年11月，苏联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在莫斯科签订了“君子协定”，该非正式互助安排由伊万诺夫牵头主持。该协定约定：如果苏联或蒙古一方受到军事威胁，另一方将给予援助。在“君子协定”签署后，苏联加大了对蒙古的援助，并在所管辖边境牧民中普及“童子军教育”以应对意外战争的情况。尤金妮亚（周明月）在童子军教育课程中学会了用枪，除此外，她还学会了很多用以应对战争的生存技能，例如“被围困时如何找到食物”。出于一些长远考虑，帕斯捷尔医生让于湘湘（萨沙）也接受了这些教育——他认为男孩得比女孩学更多的防御和进攻知识。

1934年12月，苏联共产党高级领导人谢尔盖·基洛夫前往列宁格勒开展视察工作，俄共布中央候补委员伊万诺夫一同陪同——“君子协定”的签署令中央很满意，他们同意伊万诺夫进行更核心的工作。在列宁格勒市委所在地斯莫尔尼宫，基洛夫和伊万诺夫召开群众座谈会。会议上，二人一致同意目前苏联的工作重点是：在完成工业化和集体化基本任务的基础上，进一步解决群众住房、食品供应、工资分配、医疗卫生和文化教育等实际问题。当时有一人举手说他失业多年，多次上访无果。基洛夫说此事会在座谈会后回应，但这个人径直开枪。基洛夫当场被打死，而伊万诺夫因为反应快而躲过子弹。该事件在苏联引起从上而下的震动，苏联内务部门进行了一场大规模的调查，而斯大林以此为契机加强镇压，扩大对破坏者、恐怖分子、间谍、第五纵队的清查——后来许多历史学家将该事件定为“大清洗”的开端。

春燕完成了国际列宁学校的初级班学习，离婚给她的生活带来了许多困难，但也将她彻底从妻职和母职解放出来。学习令春燕思想发生了激荡的变化，她经历了自我跌宕与苏醒。解放他人的第一步是先解放自己，现在春燕终于明白过去自己为何一直‘被压迫’，但又无法反抗压迫，因为封建残余和帝国列强的压迫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千百年的压迫不会因一朝一夕的幻想而改变，想要反抗，不能单枪匹马，而需要千万万中国人联合起来。基洛夫事件让春燕意识到苏联的局限，她对这个国家的光环祛魅了，并有了回到中国推进革命工作的想法。这种想法不是春燕独有的，也是其他中国同学们共有的：他们约定不久后一同回中国去。然而春燕和伊万诺夫的感情却仍旧揪扯不清——两人时而会面。公园人迹罕至的小径是碰面的地点，而小公寓的沙发则是共眠的地方。

与此同时，小豆子的幼儿园生活快乐又顺利。父母的离婚并没有给她带来影响，反倒带来了更多的朋友和陪伴。妈妈走后，保姆安德娅和米莎老师这对姐妹分别成为了小豆子家庭与学校的“母亲”，即使在基洛夫事件期间，两位“母亲”也把她照料地很好。那段时间，小豆子身强体壮，长得更高，也更胖了。她学了识字、画画、弹钢琴、跳体操；去过几个游乐园，参加过几场郊游，参观过博物馆、科技馆，甚至还听过一场交响音乐会。小豆子在幼儿园认识了很多同龄的男孩和女孩，他们的父母都有宽敞的私人花园别墅。爸爸时而受邀去别墅里打羽毛球和网球，一个班的家长们既是阵营相同的官僚，也是彼此互通的“球友”。而在列宁学校的公寓楼，小豆子最喜欢和妈妈一起抓耗子。抓耗子的游戏经常搞得声势浩大，兴盛的时候一个楼的中国人都会被动员起来。爸爸勉为其难参加过一次，但很快就放弃了——他的眼力真的很糟糕。后来爸爸在水泥空地上教会了妈妈如何打羽毛球和网球，而妈妈很快就打得比他好了——这大概是因为她抓耗子练出火眼金睛的缘故。妈妈说爸爸是个半瞎子，老是被球砸，真不知当时怎么躲子弹的。

1935年2月，张学良戒掉了大烟，也从挫败中振作了精神，他回到国内重新统率东北军。蒋依旧认为“攘外必定安内”，命令张学良把东北军调往西北以配合杨虎城的西北军围剿红军，然而日本行动之迅速与猖狂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1935年5月，日本向华北□□施压，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梅津美治郎代表日方对何应钦提出一系列要求，形成所谓《何梅协定》。《何梅协定》提出一系列无理要求：其中包括：罢免有抗日倾向的中国军政人员；取消和解散有抗日倾向的机构；撤退驻华北的中央军和东北军；禁止华北的一切民间抗日活动。《何梅协定》后张学良对蒋请缨抗日，而蒋的再三拒绝激发了他的不满，他的同僚杨虎城也在为这种逃避与软弱而愤怒。

1935年7月，日本关东军、华北驻屯军进一步把目标转向河北、察哈尔、绥远、山东、山西等华北地区，狼子野心越来越大的东京方面甚至要求中国全面消除反日宣传、聘用日本顾问、处理中日债务问题，以及以日本顾问取代其他国家顾问等。对此一片向好之势，满洲国朝野上下一片欢庆，大小株式会社如雨后春笋般林立，而开拓团也变得更多。事务交接给予了濠镜打探情报的便利，他提供的情报令杨靖宇、赵尚志领导的抗日革命军取得了几场胜利，南满、东满、北满、吉东等地响起了反抗的枪声。因为情报泄露地太快，濠镜被短暂地怀疑过几次，然而他的妻子嵯峨彩却表现得“异常勇敢”，她多次为濠镜作证，甚至公然指责与他相关的流言蜚语——因为她压根不相信自己丈夫会反抗日本。

相比满洲，嘉龙所处的上海进入了短暂的和平时期。出于国际影响的顾虑，当时的日本尽量避免在上海引起冲突，所以嘉龙得以和香雪维持见面。两人见面的交际最初围绕于“洗衣服”，后来聊的话题多了些。香雪提起了“清子”，她说这个女孩和嘉龙很像，爱好是去各个地方旅游，然而当嘉龙具体询问时，香雪又对过往的秘密三缄其口。那段时间，嘉龙得到了一张“香港入境许可”——逃往香港的蒋光鼐一直记得嘉龙是香港人，担心其受十九军之事影响，遂设法搞了这张许可。证明说五年内入港则有效，嘉龙为蒋光鼐的好意而感动，然而他并不打算回香港去，因为南京已经是他的家了。

1935年7月，嵯峨彩的生活发生了两件大事，其一是姐姐嵯峨浩与溥杰订婚，其二是她的儿子嵯峨公子学会了走路。然而事情坏就坏在：嵯峨公子是在浩与溥杰的订婚宴上学会走路的。订婚宴非常隆重，浩与溥杰盛装出席，而伊势月作为日本军部代表送上了六个富有意味的花瓶，每个瓶面均绘制了日本如何引领中国摆脱贫困愚昧状态的文明图，分别为：王道开化图、五族协和图、铁路拓殖图、矿业振兴图、皇道教育图、剿匪安民图。然而，嵯峨公子是个手欠的孩子，趁着所有大人没注意的空当，他突然站起来扶着桌子走路，还顺手把桌布扯了。六个奴化中国的花瓶齐落地碎成渣，没有一个幸免。

川岛芳子和其他幸存的肃亲王府子女并没有参加这场订婚宴，起因是因为这些人在华北金融动荡中受到牵连，满洲国的华族和商社对他们避而远之，而日本军部也认为这些人失去了情报价值。虽然川岛芳子对其不满，发表过许多抗议言论，但是她和她的兄弟姐妹们还是渐渐淡出公众视野并回到日本。据后来学者考证，这些人倒戈下台的主要原因是“苏联的施压”，因为他们干预蒙古和中俄边境，而这正是撞到了当时苏联远东的枪口上。根据远东局的工作记录卷宗中可得知伊万诺夫有如下指示：“见则枪杀，即使先斩后奏后奏也无妨。”

在这些王室子女中，混得最好的是“金宪云”，此人通过远东贸易保全性命，获利颇多，后续又趁着家族势力倒台的契机整合了肃亲王在东北的剩余财产，零零散散凑起来也有一笔数额。然而，金宪云是个懂得“势头”的人，他没有拿那些财产一分一毫，而是全登记在“爱新觉罗·显珩（王小珩）”的名下交给了老王——这做法实在聪明，即送了礼，又避了嫌，还保了票，即使后续有人起了夺财邪念，也不会想到这么多财产全握在一个小学女生的手里。老王接管了财产，并建议金宪云不要逃回日本。他让琼先生介绍了一份律师工作，叫金宪云举家去美国生活。作为回报，金宪云送给琼先生一幅名为《洛神》的画，画里内容是一名苏州女子在河边浣纱。琼先生对那幅画没有兴趣，客套后就将其扔进了自己住处的仓库里——那里还有很多文物在吃灰。

1935年8月，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虽然法币改革还没有正式开始推行，但中国已经做了许多预备工作，其中包括不少经济现代化的尝试。蒋对中国经济现代化十分重视，尤其是在西南大后方资源整合，毕竟单有法币改革是不够的，还要让中国形成良性的经济循环。因此在琼先生在完成中国东南沿海一些工厂搬迁后，他立即投入到了一项新计划里：在未来三年时间里，美国经济顾问们要负责在云贵川渝地区完成钨铁厂，炼锑厂，钢铁厂，铜矿厂等资源工厂的建设考察，并且促进东南沿海氮气厂、飞机发动机厂、工具机厂、造船厂、电工器材厂等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