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波兰东部边境，寒冷而潮湿的空气中弥漫着铁锈、煤烟和未散尽的夜雾气味。伴随着低沉有力的蒸汽嘶鸣，一列由装甲机车牵引、满载着奥地利帝国步兵、火炮和马匹的军用专列，缓缓停靠在预先选定的、靠近战略走廊的简陋侧线上。车头巨大的探照灯划破黑暗，照亮了泥泞的站台和周围稀疏的、光秃秃的树林。

士兵们沉默而迅速地鱼贯下车，按照演习过无数次的程序展开、警戒、建立临时营地。叮当作响的装备、压低的口令声、马蹄踩踏泥泞的声响，打破了荒野的寂静。空气中弥漫着一种混合着紧张、疲惫和未知的凝重感。

指挥这支先遣加强旅的是冯·克劳塞维茨上校（与那位未来的军事理论家同名同姓，但此时还是一位以严谨和执行力著称的中年军官）。他站在临时搭建的指挥帐篷前，就着马灯的光，再次审视着地图和来自维也纳的最新指令。指令的核心简单而苛刻：控制以铁路线为中心、左右各五英里的走廊地带，确保交通无阻；遇敌则击，但严禁越界追击；设立救济点，收购农产品，军纪严明，秋毫无犯。

“既要当矛，又要当盾，还要当慈善家和商人……”旁边一位少校参谋低声咕哝了一句。

克劳塞维茨上校头也没抬，声音平淡却带着不容置疑的权威：“执行命令，少校。侯爵阁下和总参谋部给了我们最清晰的目标和最灵活的工具。别忘了，我们身后是西里西亚的煤矿和工厂，前面是波兰的烂泥潭和不知道多少双眼睛。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个举动，都会被放大、解读。是成为稳定秩序的基石，还是点燃更大战火的火星，取决于我们的纪律和智慧。”

天刚蒙蒙亮，侦察骑兵便带回了令人不安的消息：东北方向约十五英里处，发现大规模人群移动的痕迹，至少有数百人，夹杂着马车和零星的骑兵，方向正是朝着走廊而来。从描述看，很可能就是那支“自由波兰兄弟会”的主力。

“他们想抢在我们完全展开之前，切断铁路，或者占领某个枢纽城镇。”克劳塞维茨判断。他立刻命令部队进入防御位置，炮兵连选择有利地形预设阵地，同时派出一支轻步兵连前出建立警戒哨，并携带了用波兰语和德语写的告示，声明奥地利军队的立场和设立救济点的消息。

上午九时许，冲突不可避免地爆发了。

叛军的前锋——一群衣衫褴褛但眼神狂热的农民和破落贵族，在少数穿着杂乱军服、疑似前波兰军队人员的带领下，试图冲击奥地利军队设立在一条小河桥梁附近的警戒哨。他们高喊着“自由波兰”、“驱逐外国佬”的口号，挥舞着镰刀、草叉、老式火绳枪和少量燧发枪，发起了散乱但不顾一切的冲锋。

守桥的奥地利轻步兵连严格执行了命令。军官先用德语和生硬的波兰语喊话警告，在对方进入射程且警告无效后，才下令排枪齐射。训练有素的线列步兵射出的铅弹如同死神的镰刀，瞬间撂倒了冲在最前面的几十人。叛军的冲锋势头为之一滞，队伍出现了混乱。

但叛军人数众多，且似乎被血腥激发了凶性，在后方一些头目的鼓动下，再次涌上。这时，预设在后方的奥地利炮兵开火了。两门轻便的六磅野战炮射出霰弹，钢铁暴雨般扫过河滩，造成了更大的杀伤和恐慌。叛军终于支撑不住，丢下死伤者，哭喊着向后方林地溃退。

第一次接触，奥地利军队以极小的伤亡（仅数人轻伤）击退了敌军，牢牢守住了桥梁。克劳塞维茨上校没有下令追击，而是命令部队巩固阵地，医疗兵上前救助双方的伤员——奥军伤员得到优先救治，而倒在地上呻吟的波兰叛军，只要不再构成威胁，也由军医进行基本的包扎和止血，然后移交给随后赶来的、战战兢兢的当地波兰神父和几名被奥地利军官“邀请”来的附近村民。

与此同时，在战线后方相对安全的铁路小站附近，奥军设立的“临时救济点”开始运作。几口大锅里熬着稀薄但热气腾腾的燕麦粥，旁边堆放着硬面包和干净的饮水桶。负责此事的是一位帝国理工学院毕业的年轻文官和几名受过基本护理训练的士兵。起初，只有零星的、面黄肌瘦的波兰农民和妇孺，在远处惊恐地张望。但随着奥军士兵用生硬的波兰语呼喊，加上一些被救治的轻伤员和神父的传递，开始有人小心翼翼地靠近。

一位抱着幼儿的年轻母亲，颤抖着接过士兵递过来的一碗粥和半块面包，眼泪瞬间涌了出来，不住地用波兰语道谢。她的丈夫死于之前的混乱，家园被溃兵洗劫，已经两天没吃上像样的东西了。这一幕被随军的奥地利《帝国观察报》记者（也是奉命而来）迅速用素描记录下来。

更引人注目的是“收购点”。几名由戈德曼紧急派来的、精通波兰语和当地情况的奥地利商行雇员（本身也有波兰血统或长期对波贸易经验），在小站仓库前摆开了桌子，亮出了叮当作响的银币和铜币。他们宣布，以高于市价两成的价格，现金收购粮食、牲畜、皮革、蜂蜜等任何能拿来的农产品和手工制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