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日的严寒如同无形的锁链，禁锢着波兰大地，也暂时凝固了维斯瓦河畔剑拔弩张的局势。奥地利提出的“临时共管”框架，经过考尼茨伯爵与俄国特使在维也纳和华沙之间数轮艰苦而隐秘的唇枪舌剑，终于勉强勾勒出一个粗糙的轮廓。协议草案的核心，暂时满足了各方（或至少是奥、俄）最低限度的需求：

1. 成立“维斯瓦河走廊临时治理与安全委员会”：由奥地利、俄罗斯帝国、波兰国王三方（名义上）派代表组成。奥地利代表担任委员会主席（凭借实际控制权），俄国代表为副主席，波兰代表为“常任委员”。

2. 军事安排：奥地利军队继续驻守现有控制区，负责核心交通线及主要城镇安全。俄军可派遣不超过一个团的哥萨克骑兵，在委员会框架下，驻扎在控制区东北边缘指定的两个非核心村镇，负责“外围警戒与协同治安”，其行动需向委员会（实为奥方）通报。

3. 民生与经济：委员会负责协调战乱地区的救济、重建与秩序恢复。资金来源“鼓励各方捐助”，但实际操作中，奥地利通过戈德曼的渠道和工矿总局项目，承担了主要部分，并借此主导了道路修补、桥梁加固、春耕种子分发等具体事务的分配权。

4. 政治条款：协议强调“尊重波兰王国主权与领土完整”，并将当前安排定性为“临时性、非主权性质的危机应对机制”。同时，奥俄“私下谅解”，在涉及波兰未来宪政改革的任何重大问题上，双方将“保持密切磋商”。

这份草案像一层薄冰，覆盖在波兰问题的深渊之上。它暂时阻止了奥俄直接冲突，给了奥地利巩固走廊控制、俄国获得介入名分的机会，也给了奄奄一息的波兰国王一丝苟延残喘的合法性。然而，冰层之下，暗流汹涌：波兰民族主义者视其为新的卖国条约；普鲁士感觉自己被排除在外，愤懑不已；奥地利国内部分强硬派抱怨对俄让步过多；俄国国内也有声音认为获得的好处太少。

协议的最终签署尚未敲定，细节仍在扯皮。但前线态势，因此进入了一种诡异的、脆弱的“非战非和”状态。奥军与俄军（先遣小队已抵达）在指定区域保持着礼貌而疏远的距离；小股的叛军袭扰虽未绝迹，但频率和强度明显下降，一部分溃散，一部分似乎在观望或内部整顿；控制区内的平民生活，在奥军的“面包加银币”政策下，艰难但确实地恢复着某种日常秩序。

沃尔夫冈在维也纳稍微松了口气，但并未放松警惕。他指示克劳塞维茨，利用这段相对平静的时期，加固防御工事，完善后勤体系，并加强对控制区内波兰平民的“民事管理”和“文化接触”（如开设简易识字班、组织小型市集等），进一步夯实存在感。同时，他让戈德曼加快秘密基金的运作，并开始谨慎地评估，是否可以通过委员会框架，将一些非核心的、劳动密集型的重建项目（如清理废墟、修筑乡村道路）分包给当地波兰人，付给报酬，既促进就业，又加深经济捆绑。

然而，就在这脆弱的平衡似乎能够维持到春天，以待局势进一步演变时，一颗意外的火星，从意想不到的方向溅射过来，险些点燃一切。

这火星，源于帝国理工学院。

作为沃尔夫冈“帝国引擎”计划的人才摇篮和思想前沿，理工学院吸引了来自帝国各地乃至欧洲的年轻精英。其氛围鼓励创新、辩论与独立思考，这既是活力的源泉，也潜藏着失控的风险。随着波兰战事和“临时共管”草案的消息（尽管被严格控制）通过各种渠道隐约传入，学院内部，尤其是来自加利西亚（奥地利治下波兰地区）、匈牙利、波希米亚等具有较强民族意识的留学生群体中，开始滋生不满和辩论。

争论的焦点在于：奥地利在波兰的行为，究竟是“开明维护帝国权益与区域稳定”，还是“与俄国同流合污、践踏弱小民族自决权的霸权行径”？这场争论很快从学生沙龙蔓延到课堂辩论，甚至在一些激进学生创办的秘密小报上刊登出来。

如果仅仅是学术争论，或许还在可控范围。但问题在于，争论迅速与更广泛的、在欧洲蔓延的关于“民族”、“自由”、“权利”的启蒙思想相结合，并被少数别有用心者（可能来自普鲁士或波兰激进组织渗透进维也纳的代理人）利用和煽动。

事件的高潮，发生在理工学院一间阶梯教室举行的一场关于“国际法与弱小国家保护”的公开辩论会后。几名来自加利西亚、情绪激动的波兰裔学生，与几名坚决捍卫帝国政策、出身德意志裔军官家庭的学生发生了激烈口角，随后演变为小规模的肢体冲突。混乱中，有人高喊“打倒维也纳的新沙皇！”“波兰属于波兰人！”，甚至有人撕毁了教室里悬挂的哈布斯堡双头鹰旗帜。

事件本身规模不大，很快被闻讯赶来的学院警卫和随后到达的警察平息，涉事学生被带走调查。但这起发生在帝国首都、在沃尔夫冈视为“未来基石”的理工学院内的冲突，其象征意义和潜在危险性，立刻引起了沃尔夫冈和皇帝的高度警觉。

这不再是遥远的波兰边境的枪声，而是帝国心脏地带的思想“叛乱”。它表明，波兰问题引发的民族情绪和意识形态冲突，已经渗透进了奥地利国内，尤其影响了年轻一代的知识精英。如果处理不当，可能引发连锁反应，波及帝国内其他少数民族地区，动摇“帝国叙事”的根基，甚至为外部势力（如普鲁士）干涉内政提供口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