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德七年（960）正月初一，后周朝廷突然接到急报：北汉与契丹联兵南犯。

周世宗已薨，继位的是他七岁的幼子柴宗训，太后临朝。朝堂上一片慌乱，宰相范质急召殿前都点检赵匡胤，命他统率禁军北上御敌。

赵匡胤领命出征。正月初二，大军出汴京；初三，屯于陈桥驿。

接下来发生的事，是五代史上最著名的一幕，也是历代史家聚讼最多的一幕。

据说，那一夜，军中喧哗，有人传言：“皇帝幼弱，我辈拼命为国家，却无人知晓。不如先立点检为天子，然后北征。”都押衙李处耘、赵匡胤之弟赵光义、谋士赵普等，聚谋于中军帐。翌日凌晨，天将晓，将士披甲执刃，直叩赵匡胤寝门，把他从床上拥出，将一件预先备好的黄袍，披在他身上。

赵匡胤故作惊愕，再三推辞；将士环跪，以“主上幼弱，不能御敌”相请，不由分说，簇拥他南返汴京。

到了城门，守将开门迎纳。范质等被逼出见，赵匡胤呜咽流涕，说自己“为六军所迫，不得不如此”。范质环视，见阶下甲士露刃，知道大势已去，遂率百官下拜，奉周主为郑王，禅位于赵匡胤。

赵匡胤即皇帝位，国号宋，改元建隆，定都汴京。

五代最后一次黄袍加身，成就了大宋的江山。这一年，赵匡胤三十三岁；这一年，距李从嘉即位，还差一年。

再说金陵。

李弘冀虽为太子，却不得善终。显德六年（959）前后，他因杀叔、失德、又与臣下交结，为元宗李璟所忌，忧惧而卒。太子位空悬。

嗣君之选，落在了李从嘉头上。

按史所载，李璟本意并不属意于他。但李从嘉以重瞳之相、仁弱之名，又得朝中部分大臣推戴，加上他长兄已死、诸兄或早夭或失宠，这个“无意于君位”的人，竟成了唯一的顺位。

建隆二年（961）二月，李璟徙都洪州（今南昌），以金陵为留都，命太子监国。李从嘉以太子身份留守。同年六月，李璟病卒于洪州，李从嘉于金陵即位。

他给自己定了年号：建隆二年，中朝已易姓。

史载李从嘉即位时，大约并不见得有多少喜色。他这位新君，史称“性宽厚，好文章，工书善画，妙于音律，尤喜佛典”。他是个标准的文人天子，满腹诗书，一心向善，却实实在在地坐上了一张乱世的龙椅。

更糟的是，他坐的这张龙椅，头上已经顶着一座大宋。

建隆元年（960），赵匡胤建宋。即位之初，他即遣使告于四方，也遣使南下，诏谕江南。

这是赵匡胤与李煜（那时还叫李从嘉）之间，第一次正式的文字往来——虽然，那是朝廷与藩国之间的诏敕，不是两个人之间的书信。史阙其详，诏书的内容如今只存梗概，无非是大宋肇建、四海一统、尔宜恭顺之类。

而金陵这边，李璟病卒后，李从嘉立即遣使入宋告哀。赵匡胤遣使往吊，赐李璟谥号，追封之。李从嘉随即上表，愿“奉中朝正朔，以小事大”，承认宋为宗主。

两国的关系，就这样定了下来：父事之，臣事之，年年纳贡，步步退让。

我们可以想见李从嘉即位之初的心情：他大约并不想与宋为敌，他只想守住江南这一片乐土，让百姓少受兵灾，让自己能在书斋里写他的词。宋要的不过是恭顺与贡赋，他给得起，也愿意给。

他以为，这样就能太平了。

而汴梁那头，赵匡胤此刻并不急于动江南。他有更要紧的事。

建宋之后，赵匡胤心里有一盘棋。

他的问题，比任何藩镇都大：五代十国，割据林立。北面有北汉，契丹据燕云；中原以西有后蜀，以南有荆、湖、南汉、南唐、吴越。要一统天下，从哪下手？

他拿定了主意：先易后难，先南后北。先削平南方诸割据，积蓄力量，再图北取契丹、收复燕云。

这个方略，史称“先南后北”。

于是建隆元年，平潞州李筠之叛，平扬州李重进之叛——这两个都是后周旧将，与赵匡胤曾是同僚，后来不服新朝，先后起兵。赵匡胤亲征，一一荡平。这是新朝立威之战，也是向天下宣告：大宋不允许再有一个割据的王国。

随后数年，宋军稳步南下：乾德元年（963），平荆南高氏，收湖南周氏；乾德三年（965），灭后蜀，孟昶出降；开宝四年（971），灭南汉，刘鋹被俘。

每一次胜利，都在金陵投下一道越来越近的阴影。

李从嘉——我们现在可以称他李煜了——眼睁睁看着宋的版图一天天扩大，看着荆南、湖南、后蜀、南汉一个个被吞并，看着下一张被点到的牌，就快要轮到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