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煜的应对，说来无奈，却也不算愚蠢：卑辞，纳贡，削号，示弱。

开宝四年（971），南汉既灭，李煜恐惧，主动上表宋廷，自去“唐”号，改称“江南国主”；下令国内文书、官署、仪制，一律降格；又遣其弟李从善入宋，名为朝贡，实为入质。

赵匡胤留李从善于汴京，厚赐之，授以官，意在牵制。

李煜心里明白从善是去做了人质，可他拦不住，也不敢拦。他上表宋廷，请求放从善归国，言辞恳切，带着几分哀求的意味。

赵匡胤没有允准。他留从善在汴，当作一枚可以随时翻开的牌。

这大约是赵匡胤与李煜之间，第一次隔着千里，用表章与诏命，无声地交手。

一人在金陵写表，字字斟酌，怕触怒远方的天子，又盼他能念在一分薄面上放过江南；一人在汴梁阅表，不疾不徐，心里盘算的，是江南这块地方，何时归入版图。

他们依旧没有见面。连使者都未必人人都见过对方。可他们的每一道表章、每一道诏敕，都在替这两个人，遥遥地交锋。

我们先把杯酒释兵权这场戏，说细一些——它最能见赵匡胤这个人。

建隆二年（961）秋，赵匡胤设宴，召石守信、王审琦、高怀德、张令铎、赵彦徽等禁军宿将入宫饮酒。酒过数巡，赵匡胤屏退左右，对诸将叹道：

“朕非卿等之力，不能至此。然为天子，亦大艰难，殊不如为节度使之乐。朕终夕未尝敢安枕而卧也。”

诸将惊问其故。

赵匡胤道：“此不难知。天下之人，谁不欲做天子？朕虽无此心，卿等麾下，岂无有欲富贵者？一旦有以黄袍加汝之身，汝虽欲不为，其可得乎？”

这话，把诸将说得汗流浃背，皆泣谢道：“臣等愚不及此，惟陛下哀矜，指示可生之途。”

赵匡胤遂抚之曰：“人生如白驹过隙，不如多积金帛、田宅，以遗子孙，歌儿舞女以终天年。君臣之间，两无猜疑，上下相安，不亦善乎？”

诸将拜谢。次日，石守信等皆称疾，请解兵权。赵匡胤欣然允准，厚赐金银，出镇外藩，各得善终。

这一宴，把五代“兵骄将悍、黄袍迭加”的死结，轻轻解开。此后宋朝禁军之柄，尽入赵匡胤信任之人；大宋三百年，未再有武将逼宫之祸，其根皆在此一宴。

赵匡胤的聪明，不在打仗，在“不战而收人心”。他兵不血刃，便收回了最大的权柄；他给的，是富贵与善终，换来的，是大宋的长治。这份见识，是乱世枭雄里少有的。

赵匡胤虽起于行伍，却极重文教。

史载他“性好读书，虽在军中，手不释卷”。他崇文抑武，令武将识字，又大振科举，广开寒门进身之路。他曾命人取前代典籍，亲自披览；又曾设“崇文院”，聚天下图书。

他还有一句名言，流传后世：“作相须用读书人。”

乱世以武立国，他却偏偏要以文治太平。他要把这个刀光剑影了百余年的天下，改造成一个讲规矩、讲斯文的天下。他埋下的这一粒种子，日后长成了大宋三百年的文运。

他的日常生活，也极俭素。史载宫中器用，多为陶瓦，不用金玉；后苑之树，不植奇花，多植桑枣，以备民食。他常微服出访，混迹市井，体察民情；又曾以一己之力，清理汴京沟渠，号“开河”。

这样的一个皇帝，心里装的是天下的秩序、百姓的疾苦。在他的棋局里，江南，只是一块早晚要归入版图的地。

再看金陵的朝堂。

李煜的朝中，其实不乏人才。徐铉、徐锴兄弟，文采斐然，号为“二徐”；韩熙载，博学多能，名重一时；张洎，敏给有文，机变善辩；此外尚有潘佑、李平、卢绛等，各有所长。

可这些人才，却各怀心事，派系林立。

徐铉、张洎等，主和，主张对宋卑辞求全；潘佑、李平等，主战，劝李煜整军备战，宁死勿降；卢绛等武将，则屡请出击，要与宋军一战。

李煜夹在中间，左右为难。他骨子里是个和平主义者，不愿生灵涂炭，倾向求和；可宋的压迫一日紧似一日，求和又求不来太平。他只好在这两派之间摇摆，时而听和，时而从战，始终拿不定主意。

史载韩熙载其人，纵情声色，府中常设夜宴，歌舞彻旦，有《韩熙载夜宴图》传世。后人评他，或曰以声色自晦，避其锋芒；或曰颓废自放，无心国事。李煜用他为官，却始终未能尽用其才。

一个满朝多是才子、却少一个是治国的柱石；一个满朝都是主意、却没有一个能定乾坤的决断——这，便是江南旧庭的写照。它像一座精巧的、文采斐然的楼台，雕梁画栋，美则美矣，却经不起一记重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