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煜即位之后，于国事，多用敷衍；于文词与佛法，却用了真心。

他信佛。金陵城内外，寺院林立，他大建佛寺，广设斋会，亲率群臣礼佛。他常于宫中延请僧人讲经，又自称“莲峰居士”“钟山隐士”。佛法教他慈悲、教他看破，却没能教他如何守住一个摇摇欲坠的国。

他也写词。这时期的词，多写宫廷生活、男女之情、闲愁别绪，辞采华美，情致缠绵。周娥皇病故后（乾德二年，964），他哀思深挚，写下了不少悼亡之作。

后人评价李煜的词，说“后期之词，始变宫闱淫靡之习，而成为士大夫之词”。那是因为，他后半生的词，是用亡国之痛写就的。而此刻——在他还守着江南、还自以为能偏安一隅时——他的词，还是一个风月闲人的清愁。

他大概从没想过，有一天，他会用这些词，去写“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我们把镜头，再拉到李煜与宋的“例行公事”上来。

南唐对宋的进贡，是年年不断的。银、绢、茶、香药、珍玩，一船一船，从金陵运往汴京。李煜在位十余年，贡奉不绝，史载其“贡奉之数，岁有定额”，为南方诸国中最恭顺者。

赵匡胤照单全收，却从未因此放松对江南的吞并之心。

我们可以想象（属推测）：这些贡物，从长江南岸启程，一路北上，到汴京；那些押运的使臣，到了汴京，或入宫觐见，或只投表章；他们看见过汴京的宫阙、天子的威仪，回去后，再把那威仪，说给金陵的主人听。

就这样，李煜眼里的“赵匡胤”，是这些使臣嘴里拼出来的：一个威严的、俭素的、深不可测的天子。

而赵匡胤眼里的“李煜”，是这些表章贡辞里叠起来的：一个恭顺的、软弱的、词写得极好的江南国主。

他们认识彼此的，从来都只是这个“符号”，不是那个人。

这便是两国并立时，两人“相见”的唯一方式——隔着使臣，隔着表章，隔着千里江山的遥望。遥望者，终究只是望见一个影子。

南唐立国，不过三十余年，却在中国文化史上，留下过极浓的一笔。

它偏安一隅，国力不张，武备不振，却在文事上，冠绝一时。烈祖李昪，息兵养民，兴文教；元宗李璟，好词章；至后主李煜，更是把这一脉文气，推到了极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