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城内，词客云集。冯延巳、李璟、李煜，号称“南唐词宗”；徐铉、徐锴，以文名世；韩熙载、潘佑、张洎，各擅其才。江南士大夫，风雅成风，谈诗论文，蔚为大观。

我们不妨把这江南文脉，与汴京对照来看。汴京之主赵匡胤，尚武立国，然亦重文；金陵之主李煜，以文立身，然不擅武。一个要把天下建成“讲规矩的斯文之邦”，一个已经把江南活成了“风雅的文人之国”。他们走向的，竟是同一个方向——只是走的路，天差地别。

江南文士之中，徐铉、徐锴兄弟，声名最著。

徐铉精于篆书，工于笺奏，博通今古；徐锴博学强记，著书甚富，于字学尤深。兄弟并称“二徐”，江南无人不晓。李煜倚徐铉为文胆，徐铉亦以才学事之，主和，屡为李煜筹画对宋之策。

韩熙载，则又是另一番气象。他出身北方，博学多才，早年渡江投南唐，自负有经世之才，却始终未得大用。晚年，他以声色自晦，府中常设夜宴，歌姬满座，杯盏交错，一幅《韩熙载夜宴图》，把这场面上的繁华与底下的颓唐，一并画了下来。

韩熙载之颓，有人说他是自放，有人说他是避祸。无论何者，都是一个才士在南唐这艘将沉的船上，无力回天的写照。江南的人才，不是没有；可惜没有一个，能在这末世里，独力撑起这艘船。

李煜的文化生活，离不开一个人：大周后周娥皇。

周娥皇通晓音律，能琴善琵琶，又尝补缀《霓裳羽衣曲》之残谱，使之复现。李煜与之琴瑟和鸣，宫中有唱和，席间有丝竹，金陵宫阙里的日子，因她而添了几分风雅。

乾德二年（964），周娥皇病卒。李煜哀痛逾恒，亲撰诔文，词意凄恻，又自书碑文，铭于墓侧。此后数年，他的词里，常常浮动着这段旧情的影子。

李煜的悲，先是私情的悲，后来才是家国的悲。他的生命，是层层叠上去的悲：丧妻、失弟（从善为质）、丧国、身囚，一层压一层。而金陵宫阙里那一点琴瑟的暖、词章的雅，是他一生里，仅有的、不曾被这乱世夺走的东西——直到连它们，也一并失去了。

我们再把镜头拉远，看这江南文脉，最终去向了何处。

开宝八年（975），金陵城破。南唐的图书、典籍、乐工、文士，多随李煜北迁，或为宋廷所收。江南这一脉文气，并未就此断绝，而是汇入了大宋的文运之中——徐铉入宋后，仍以才学见用；南唐的词风，也滋养了北宋初年的词坛。

而赵匡胤崇文抑武、重文治的方略，恰与这江南文脉，隐隐相合。他收的，不只是一片地、一堆户口，还有这一脉传承久远的文气。大宋后来文教之盛，有相当一部分，正承自这被他收服的江南。

历史常有这样的反讽：那个以武力灭了江南文人之国的君王，恰恰是那个最懂得尊重文人、最倚重文治的君王。赵匡胤灭了一个“风雅之国”，却把它的风雅，收进了自己的江山里。李煜用词笔守了一生的东西，最终还是被那个从未与他相见的人，以另一种方式，继续了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