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里的暖风呼呼地吹着，把挡风玻璃上的雾气吹散又聚拢，聚拢又吹散。

外面的天色更暗了，像是要下雪的样子。路边的槐树枝在风里轻轻摇晃，枝头的几片枯叶打着旋儿落下来，贴在潮湿的路面上。

“为什么要跟我结婚？”她问。

她的语气里没有惊喜，没有娇羞。

赵西洲的手还放在方向盘上，没有立刻回答，目光从槐树上移开，落在仪表盘上那个小小的里程表上。

“你是我爸看中的人，”他说，“他很喜欢你。”

白乙竹转过头来看他。

她的目光在他的侧脸上停了一会儿，然后慢慢移开，落在挡风玻璃外面那棵槐树上。

“我是跟你结婚，”她说，“还是跟你爸爸结婚？”

这句话每个字都像一颗钉子，不大但尖，扎在什么地方就钉在那里，拔不出来。

赵西洲的手指在方向盘上动了一下。

他的喉结上下滚了滚。

“你听我说，”他说，声音比刚才低了一些，也更慢了一些，“我家的情况，你可能知道一些，也可能不知道。我爸是副参谋长，这个你知道。我现在的军衔是中校，曾在野战部队当连长。”

他停了一下，似乎是在等白乙竹反应。白乙竹没有出声，只是看着挡风玻璃，看着上面的雾气慢慢变厚。

“你要是嫁过来，”他继续说，“文工团那边，我爸可以打个招呼。好的演出机会，提干，这些都不是问题。你家里——你爸在老家种地，你弟弟要考大学——这些也能有保障。”

他说到“你弟弟要考大学”的时候，白乙竹的睫毛动了一下。

赵西洲说到这里又停了。

他把手从方向盘上拿下来，放在自己的膝盖上，两只手交叠在一起。

“三年，”他说，“三年以后可以离婚。”

白乙竹猛地转过头来。

赵西洲没有看她。

“离婚的时候，我可以当那个罪人，”他说，声音平静得像在念一份文件，“到时候就说是我这边的问题——没有生育能力，不能耽误你。这样你以后嫁人不受影响。”

车厢里安静极了。

暖风机嗡嗡地响，除此之外什么声音都没有。

白乙竹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咚，咚，咚，一下一下的，很重，像是有人在她胸腔里捶打。

她的脑子里有两个声音在同时说话——一个说“答应他，立刻答应他，这就是你等了这么久的机会”，另一个说“不能这么快，不能让他觉得你迫不及待，不能让他在你面前永远占据这个上风”。

她的理智告诉她，第二个声音是对的。

她在文工团学了三年，学的不只是跳舞。她学会了怎么看人脸色，怎么揣摩人心，怎么在一群比你优秀、比你有背景的人中间找到自己的位置。

她学会了一件事——在你不确定对方手里有多少筹码的时候，不要先亮出你的底牌。

她深吸了一口气，把那股想要立刻点头的冲动压了下去。

“赵西洲，”她说，声音比刚才冷了一些，像是冬天里拧开的水龙头刚开始流出来的那几秒钟的冰水，“你以为婚姻是演戏吗？”

赵西洲抬起头来看她。

他的目光里有了一丝意外的涟漪。

“三年，离婚，你当罪人，”白乙竹继续说，不紧不慢，每个字都咬得很清楚，“你想得倒是挺周全的。但你有没有想过，我是一个人，不是你完成任务的道具？”

她的声音微微提高了半度，但很快就压回来了。她不能太激动，不能太愤怒——那会显得假。她需要的是恰到好处的、有尊严的生气。一个被人用条件来衡量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的女孩子的生气。

赵西洲看着她，没有说话。

白乙竹在他的注视下微微偏过了头，目光落在车窗外面。她的睫毛在微微颤抖——这是真的，不是表演。

因为她知道自己正在走一根很细很细的钢丝。下面是她想要的一切，而她唯一的安全网就是她对分寸的把握。

“你是不是有个心上人？”她忽然问，转过头来，目光直直地看着他，“家里不同意，所以你拿我过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