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那夜起，日子便像流水般滑了过去。

春去，夏至，秋来，冬归。

永昌七年，就这样翻了过去。

当司礼监前的腊梅第三次绽放时，关禧站在廊下，望着那片金黄的蜡质花瓣，忽然意识到，永昌八年，已经到了。

这一年，晟朝的疆域图上，添了几道新的箭头。

先是北边。

草原上的鞑靼部这些年一直不太安分，不时南下劫掠边镇，烧杀抢掠，无恶不作。边关告急的奏章一封接一封递到御前，内阁议了又议，吵了又吵，拿不出个章程。最后还是太后发了话：“打。”

打，自然要用郑家的人。

郑青锋亲自挂帅，带着五军营三万精兵，出居庸关，北上迎敌。与此同时，宣府总兵郑鸣让率部从侧翼包抄，形成夹击之势。这一战打了整整四个月，从春寒料峭打到夏日炎炎，最终在狼山脚下将鞑靼主力击溃，斩首八千，俘获牛羊无数。鞑靼可汗率残部北遁，递上降表，愿岁岁称臣，年年纳贡。

捷报传回京城那天，正是七月初一。

关禧站在乾元殿的丹墀之上，看着那封沾着征尘的奏报被太监双手捧着，一路小跑呈到御前。萧衍接过，看了一眼，便递给身旁的内侍，让他当众宣读。

“——斩首八千级，俘获牛羊五万头，鞑靼可汗递表请降——”

声音在殿内回荡，文武百官山呼万岁。

郑青锋赢了。郑家赢了。太后赢了。

打仗要钱，要粮，要人。

朝廷的银子从哪儿来？户部的库房里堆着，可那都是死钱，能动的不多。关禧的办法是，从那些不该有银子的人手里拿。

永昌八年春，内缉事厂借核查军饷账目之名，对京中勋贵，地方官员展开了一场悄无声息的清算。第一个倒下的是户部侍郎。此人掌管国库银库多年，账面做得天衣无缝，可内缉事厂的番役在他京郊别庄的地下密室里，搜出了整整五十万两白银，还有十几箱来历不明的古玩字画。

证据确凿，下狱，抄家，家产充公。

户部侍郎之后，是工部郎中，是督察院御史，是应天府知府……一个接一个倒下。罪名各有不同，贪墨渎职，受贿结党，可结局都是一样：抄家，流放，或者斩首。

那些抄来的银子，流水般运入户部库房，又流水般运出，变成军饷粮草，盔甲刀枪，运往北边，运往东南。

与此同时，关禧做了一件让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事。

他上书皇帝，请旨减免天下钱粮三成。

理由是：国家用兵，百姓负担已重，若再加征赋税，恐民怨沸腾，动摇国本。不如从抄没贪官的赃银中拨出一部分，充作军费，同时减免百姓赋税，以示朝廷体恤民力之意。

这道奏疏一出，朝堂哗然。

有人赞他“深谋远虑，体恤民情”，有人骂他“沽名钓誉，收买人心”，可更多的人，是看不懂，一个阉宦，手握权柄，不思敛财自肥，反而主张减免赋税，他图什么？

关禧不图什么。

他只是觉得，那些人太可怜了。

他见过太多民间疾苦，在内缉事厂的密报里，在风闻奏事的条陈里，在双喜偶尔带回的市井闲话里。他知道一户农家一年到头累死累活，打下的粮食交了赋税，剩下的连糊口都不够。他知道遇上灾年，卖儿鬻女，易子而食的惨状时有发生。他知道跪在宫门外告御状的百姓，眼睛里是什么样的绝望。

他改变不了所有人，但至少，能让一部分人，稍微好过一点。

圣旨明发天下那天，关禧站在司礼监的值房里，望着窗外那两株槐树。槐花正盛，淡白的花朵一串一串垂在枝头，香气浓郁。有风吹过，细碎的花瓣便飘落下来，落了一地。

他想，那些百姓，应该也能闻见这花香吧。

永昌八年，风调雨顺。

春天该下雨时下雨，夏天该晴天时晴天，秋天该收获时，金黄的谷穗压弯了秸秆。从北到南，从东到西，各地报上来的秋收数字，比往年多了三成不止。

百姓们说，这是圣天子在位，老天爷赏饭吃。

关禧听了，只是笑笑。

这世上没有什么老天爷。所谓的风调雨顺，不过是恰好这一年，气候适宜，没有大灾大难罢了。可百姓需要一个解释，需要一个让他们觉得日子有盼头的说法。那就让他们这么信着吧。

反正，日子确实好过了些。

赋税减了，收成好了，贪官少了，衙门里的人，也不敢那么明目张胆地欺负人了。市井间渐渐有了传言，说是那位九千岁在替百姓说话，在朝堂上争来的这些好处。

关禧听到这些传言时，正在批奏章。他手里的笔顿了一下，然后继续往下写，什么都没说。

永昌八年的后宫，比前几年热闹了些。

先是德妃阮氏生了皇次子，萧衍给这孩子赐名萧佑。

然后是刘潇潇。

刘侍郎的幼妹，那个选秀时差点踩到自己裙摆的活泼少女，入宫后倒也安分，虽不及阮梅得太后看重，却也时不时被召去乾元殿侍寝。永昌八年秋，她被诊出有孕，次年春天，生下一位公主。

萧衍抱着那个小小的婴孩，脸上难得露出几分真心的笑容。他给公主赐名萧婉，生母刘氏晋为昭仪。

至于皇帝本人。

他依旧不好女色。可太后的话，他不能不听。太后说，后宫该添人了，他便添。太后说，哪个嫔妃该多亲近些，他便亲近。乾元殿的寝宫里，隔三差五便会有嫔妃被召去侍寝，可那侍寝，更多像是完成一项任务。

孙得禄私下里跟关禧提过一句：“陛下每次召幸完，都要在浴池里泡上半个时辰，出来时脸色都是白的。”

关禧听了，什么都没说。

他能说什么？说皇帝可怜？还是说太后管得太宽？

都不合适。

所以他只是点了点头，表示知道了。

永昌十年春。

关禧站在司礼监值房的窗前，望着窗外那两株槐树。

槐花又开了。淡白的花朵一串一串垂在枝头，香气浓郁，比往年开得更盛。有风吹过，细碎的花瓣便飘落下来，落在窗台上，落在他放在窗边的那本《东京梦华录》上。

他已经很久没翻那本书了。

他伸手拿起书，翻开，找到夹着书签的那一页。还是那篇写汴梁城夜市的。他读着那些文字，眼前又浮现出那些画面，热闹的，鲜活的，有烟火气的。

可这一次，他没有再向往。

他已经很久没有想过出宫的事了。

他在这个位置上坐了四年多，四年多的时间里，他做过的事，杀过的人，布过的局，铺过的网，多得连他自己都数不清。他已经不是当年那个只想着逃出宫去的小太监了。他是司礼监掌印，是内缉事厂提督，是权倾朝野的九千岁。这座皇城，早已不是他的牢笼，而是他的领地。

“督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