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爷爷，你不是坏人。”米文说。
声音很轻，但每一个字都像钉子一样钉进这间客厅的安静里。“你只是做了很多普通人都会做的选择。怕失去，怕站错队，怕保护不了该保护的人。你没有做错。你只是没有做那个‘不普通’的选择。”
爷爷抬起头看着她。
“但现在你可以。”米文从口袋里拿出一张纸。不是信，是一份打印好的名单。伦理委员会监督委员的增补名单。上面已经有了几个名字：陆远、七号、守夜人、孙总管。最下面，有一个空白的签名栏，旁边打印着一行字——“代表：原住民社区。任期：四年。职责：监督知情同意书的执行，确保接入者的权益不受侵害。”
她把名单放在茶几上，把笔放在名单旁边。笔是委员会统一配发的那种，黑色塑料壳，很轻。但笔杆上贴了一小块胶布，胶布上用钢笔写着两个字——“沈渡”。药师那支旧钢笔的笔杆上刻的是名字，这一支贴的是。米文从药师那里要来的，她说，需要一支能提醒人“签字的意义”的笔。
爷爷看着那支笔，看着笔杆上那块胶布上褪了色的钢笔字。
“沈渡。第一批的医疗官。”米文说。“他在遗书里写，‘病人是你的病人，你就会懂。’爷爷，监督委员会不是要你当委员。是要你当代表。代表那些和你一样，做了普通人的选择、但还想试着做一次不普通的选择的人。不需要你懂镜界，不需要你懂意识编码。只需要你坐在那里，听。听那些申请者说他们为什么要进去，听那些家属说他们在等谁回来。你不需要投票。你只需要在。像当年你坐在藤椅上念《三国演义》一样。不一定要懂，但要在。有人在听，他们就安心。”
爷爷低下头，看着那份名单，看着那支笔。他的手抬起来，伸向笔，但在半空中停了一下。他看着自己那只手，手背上的老年斑，指节上的旧茧。这只手投过赞成票，签过调令，在发射塔的观礼台上攥成拳头。它做过很多事，有些对，有些错。但它还在。还能动。
他握住笔。
笔很轻，但他握得很稳，和在藤椅上翻《三国演义》时一样稳。他把笔尖落在签名栏上，停顿了一秒。然后他开始写。字迹在第一个笔画时抖了一下，不是害怕的抖，是那种一个人把压了太久的重量从肩膀上卸下来之后，身体还不习惯那种轻的抖。但第二个笔画就稳了。第三个，第四个，越来越稳。
“赵德厚。”三个字，和他在九人会议文件上签了几十年的签名一样，收笔很干净，没有犹豫。
他把笔放下。笔杆上的胶布在灯光下微微反光，“沈渡”两个字还是能看清。他看着自己签下的名字，看了很久。然后他抬起头，看着米文。
“你爸妈会为你骄傲的。”他说。声音很低，但很稳。和他在发射塔观礼台上，看着第二批人登机时，在心里对自己说的那句话，用的是同一个声音。但那一次，他说的是“他们会回来的”。这一次，他没有说“会回来”，他说的是“会骄傲”。
米文伸出手，握住爷爷放在膝盖上的手。那只手很瘦，骨节突出，皮肤薄得像纸。但它是温的，是活着的人的体温。不是二十五年前在圆桌上举手时的那种温度，是另一种。更慢，更沉，像一台运转了很久的机器，齿轮磨钝了，但它还在走。
“他们也会为你骄傲的。”米文说。
爷爷的嘴唇在发抖，不是那种剧烈的、控制不住的抖，是那种一个人在极度的情绪中用所有的力气压着自己不崩溃时，肌肉自己找到的那个频率。他没有哭。他的眼眶是红的，但没有眼泪，他和米文一样，脸是干的。
厨房的门开了，奶奶站在门口，围裙上还沾着水。她的眼眶也是红的，但她也没有哭。她走过来，站在爷爷身边，把手放在他肩上。三个人的影子被暖黄色的灯光投在地板上，交叠在一起，像一幅被时间反复修改了很多遍的素描，铅笔痕迹已经模糊了，但轮廓还在。
窗外，银杏树的枝丫在风里轻轻晃着。花猫从墙头跳下来，无声地落在院子里，回头看了一眼亮着灯的窗户。然后它转身，消失在巷子深处。
米文没有当天晚上走。她睡在自己小时候的那张床上，床单是奶奶新换的，有阳光的味道。床头还摆着那只掉了眼睛的企鹅，和她第一次离开家时一模一样。她躺下来，盯着天花板上的水渍，那朵云的形状还在。她闭上眼睛，听到客厅里爷爷奶奶低低的说话声，听不清内容，但语调很平，和每一次她在家里过夜时听到的一样。
她翻了个身。口袋里，那枚复刻纪念章贴着大腿，金属是凉的，但被她握了太多次，已经有了体温。
她睡着了。没有梦。
第二天清晨，米文走的时候，爷爷已经坐在藤椅上了。《三国演义》翻到某一页，老花镜架在鼻梁上。他没有抬头，但米文走到门口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
“下个月的监督委员会会议，什么时候？”
米文停下来，没有回头。“十五号。上午九点。伦理委员会新址。”
“怎么去？”
“我来接你。”
爷爷没有再说话。米文拉开门，走出去。晨光从东边漫过来，照在青石板路上，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她没有回头。但她知道，爷爷在看她。从藤椅上，从老花镜的上方，从那个她从小看到大的、永远不紧不慢的位置。他没有说“路上小心”，没有说“早点回来”。他只是在看，和在发射塔观礼台上看第二批人登机时一样。但这一次，他没有攥紧拳头。
花猫趴在墙头，晒太阳。尾巴一甩一甩的。米文经过的时候，它睁开眼睛，看了她一眼。然后闭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