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月初一，新年第一天。

陈静起了个大早，把绣庄里里外外打扫了一遍。王姐不在，她一个人把柜台擦得锃亮，把丝线重新理了一遍，把未完成的绣品一件件摆好。这是她在上海过的最后一个年，她想把一切都收拾得干干净净的。

午后，周叔来了。

他穿着一件半新的灰布棉袍，手里提着一包点心，像是来拜年的寻常街坊。进门后四下看了看，确认没有旁人，才压低声音说：“情报已经送到了。上面很满意。”

陈静点了点头。

“还有一件事。”周叔看着她，“上面决定，让你撤离上海。”

陈静的心猛地一沉。

“什么时候？”

“明天。”

“去哪里？”

“长沙。”周叔说，“你兄嫂还在那里。你先回长沙，等下一步通知。”

陈静的手指微微收紧。她等这一天等了很久，可当它真的来了，她却没有想象中的轻松。

“桂姨呢？”

“桂姨暂时不走。”周叔说，“她的身份还没暴露，日本人还需要她。她留在上海，对组织更有用。”

“明家呢？”

周叔沉默了片刻，说：“明家的事，你不必再管了。你已经完成了你的任务。”

陈静知道，他说的是实话。可她还是觉得心里空落落的，像有什么东西被挖走了。

周叔走后，陈静一个人坐在绣庄里，望着窗外灰蒙蒙的天。明天，她就要走了。离开这座城市，离开明镜，离开阿诚，离开那个只见过几次面的明台。她来的时候是一个人，走的时候还是一个人。可她不再是当初那个陈静了。

正月初二，晚上九点钟。

法租界的灯火在寒风中瑟缩，霓虹的光晕被雾气揉碎，洒在湿漉漉的霞飞路上，像一地碎金。陈静提着藤箱，站在荣顺绣庄门口，最后看了一眼这间她住了大半年的小屋。门板紧闭，窗台上的针插已经收走，案板上压着留给王姐的纸条和绣庄钥匙。

她没有多留，转身走进夜色里。

按照周叔的指示，她不能从北站走——那里盘查太严，日伪军警日夜值守，每一个出站旅客都要被搜身、查行李、核对身份文牒。陈静这个名字虽然没有被通缉，但她在明家出入的记录、与李妍的接触，都可能在日方特高课留下痕迹。走北站，等于自投罗网。

撤离路线是组织提前半个月就规划好的。

周叔在前一天，已经把整条路线详细交代了一遍：先从法租界乘电车到南市，换乘安排好的黄包车，在十六铺码头附近的一处隐蔽商铺等候，由地下交通员用小渔船送她出吴淞口，在长江口换乘往来于上海与宁波之间的货船，到宁波后再转内河小火轮去金华，从金华上火车，经南昌、长沙，一路向西。

“快则半个月，慢则二十天。”周叔说，“路上要换七八次交通工具，每换一次，就换一个身份。你记住，从离开绣庄那一刻起，你不再是陈静。”

“那我是什么？”

“你是从宁波乡下去长沙投亲的农妇，姓周，叫周秀英。不识字，没出过远门，第一次坐火车。”

陈静点了点头。她不识字——这在当时的中国农村妇女中再常见不过。这个身份的好处是，不需要应付盘问，不需要写字填表，只需要低头、沉默、装怯。

“如果遇到盘查怎么办？”她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