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哭。”周叔说，“越害怕越好。日本人和伪军最不耐烦哭哭啼啼的女人，问两句就赶你走了。”
陈静把这个字记在心里。哭，她擅长。前世在军统训练班，教官教过她怎么在十秒钟内哭出来，眼泪鼻涕一起流，连自己都信以为真。
正月初三两点钟，陈静穿着一件打着补丁的灰布棉袄，头上包着一条褪色的蓝布头巾，脚上蹬着一双沾满泥渍的旧布鞋，提着藤箱，在南市十六铺码头附近的一家小商铺里等到了接应的人。
那是一个四十来岁的男人，瘦削，沉默，脸上被江风吹得粗糙黝黑。他没有说话，只朝陈静点了点头，转身就走。陈静跟在他身后，深一脚浅一脚地穿过一片低矮的棚户区，空气中弥漫着煤灰、鱼腥和潮湿的霉味。脚下是泥泞的小路，两侧是低矮的窝棚，偶尔传来几声狗吠，很快又被江风的呼啸吞没。
走了大约半个时辰，他们到了江边。
一条小渔船泊在芦苇丛中，船身乌黑，船头挂着一盏遮了布的马灯，只透出一线微光。船夫是个老头，佝偻着背，嘴里叼着一根旱烟，眯着眼打量了陈静一眼，吐出一口烟雾，用宁波话说了句什么。接应的人点了点头，把陈静扶上船，低声说：“到了吴淞口，有人接你。别出声，别站起来。”
陈静钻进船舱，缩在角落里。船舱里堆着渔网和几只空桶，散发着浓烈的鱼腥味。她把藤箱抱在怀里，闭上眼睛。小船在芦苇丛中悄无声息地滑出，船夫用竹篙轻轻一点岸边的泥地，船身微微一震，便驶入了黑暗的江面。
江风刺骨，带着咸腥的水汽，打在脸上像刀子割。陈静把棉袄裹紧，缩成一团。远处，吴淞口方向有几束探照灯的光柱在夜空中扫来扫去，那是日军的哨卡。她屏住呼吸，把身子压得更低。
船夫熄了马灯，在一片漆黑中凭着记忆和潮水的流向，驾着小船在江面上缓缓前行。远处传来日舰低沉的引擎声，探照灯的光柱从船身上方掠过，离得最近时，几乎能听见甲板上哨兵的咳嗽声。
陈静的指尖死死掐进掌心，心跳声在耳膜里擂鼓一样响。但船夫的手稳得像铁铸的，竹篙入水无声，小船像一片落叶，在黑暗中飘过封锁线，飘进长江口的茫茫夜色。
天快亮的时候，小船靠上了一艘停在江心的货船。船夫用竹篙在船帮上轻轻敲了三下，货船上放下绳梯。陈静把藤箱绑在背上，攀着冰冷的绳梯，一级一级爬上去。她的手指冻得发僵，指节发白，几次险些滑脱，可她不敢出声，不敢停下，只是死死攥住每一级绳梯，一寸一寸往上挪。
接应她的是货船上的水手长，一个沉默寡言的中年男人，看了她一眼，指了指船尾的一个小舱室，说：“进去，别出来。有人问，就说你是船老大的远房侄女，去宁波投亲。”
陈静点了点头，钻进那个只有两平米的小舱。舱里没有窗，只有一盏昏黄的油灯，空气中弥漫着柴油和霉味。她坐在一张窄小的铺位上，抱着藤箱，听着船体在海浪中摇晃的嘎吱声，闭上眼睛。
货船在长江口等了半天，午后起锚，向宁波方向驶去。
接下来的十几天，陈静在不断的换乘、等待、伪装中度过。
从宁波下船，她换了一身装束——蓝布旗袍，黑布鞋，头发梳成乡下妇人的圆髻，手里挽着一个蓝印花布包袱，像极了走亲戚的寻常农妇。她坐上一艘内河小火轮，在拥挤嘈杂的船舱里，和一群同样衣衫朴素的百姓挤在一起。有人问她去哪里，她用刚学来的宁波话含混地答了一句“长沙”。对方没再问，她也就不再说。
小火轮在江南水网中穿行了两天，在金华靠岸。
从金华上火车，是整条路线上最危险的一段。火车站在城郊，日伪军警把守，对每一个上车的旅客反复盘查。陈静按照周叔的吩咐，排在队伍中间，不前不后，不引人注目。轮到她时，她把身份文牒递上去，低着头，不说话，浑身微微发抖——不是装的，是真的紧张。
伪军看了一眼文牒，又看了她一眼：“周秀英？宁波人？去长沙做什么？”
陈静抬起头，眼眶已经红了，嘴唇哆嗦了几下，眼泪就掉了下来。她用手背抹了一把眼泪，抽抽噎噎地说：“我……我男人在长沙当兵，打仗受伤了，我去看他……”
伪军皱了皱眉，把文牒还给她，不耐烦地挥了挥手：“走走走，别挡道。”
陈静抱着包袱，踉踉跄跄地上了火车，找到自己的座位，把脸埋进包袱里，继续哭。不是装的，是真的在哭。她哭的不是害怕，是屈辱。一个中国人，在自己的土地上行走，却要像贼一样躲躲藏藏，要低声下气、要装疯卖傻、要用眼泪来换取一张通行的车票。
火车在浙赣线上缓慢行驶，走走停停，有时一停就是半天，等前方的铁路修好，等日军的飞机飞走，等信号灯亮起。车厢里挤满了人，有军人，有难民，有学生，有商人，各种口音混在一起，吵吵嚷嚷，可谁的脸上都没有笑容。有人在低声议论前线的战况，有人在默默流泪，有人靠着车窗睡着了，嘴角还挂着一丝干涸的涎水。
陈静靠着车窗，望着窗外灰蒙蒙的天。她知道，这条路，有千千万万个人在走。他们从北平来，从上海来，从南京来，从每一个被战火吞没的城市来。他们有的去重庆，有的去昆明，有的去延安，有的去长沙。他们要去的地方不同，可他们离开的原因是一样的——离开那片被战火烧焦的土地，去一个能活下去的地方。
第十一天，火车到达南昌。她在南昌换乘了开往长沙的列车。
第十八天，湘江的波光终于出现在车窗外。
陈静靠在座位上，长长地呼出一口气。她瘦了，黑了，眼眶深深地凹下去，手上被绳梯勒出的伤痕还没结痂。可她的眼睛是亮的，比离开上海时更亮。
因为她知道，她不是一个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