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延安的第二天，于曼丽被分配到了抗日军政大学。

抗大在城东的一条山沟里，几排土窑洞，一面红旗，旗上写着“抗日军政大学”几个字，在风里猎猎作响。于曼丽站在窑洞前的土坡上，望着那面旗，心里忽然涌起一阵说不清的踏实。

负责接待的同志姓李，是个三十来岁的女同志，说话慢条斯理，可每句话都很有分量。“你被编入第四期学员队，女生队。”她翻着一个本子，“你的宿舍在第三排第三间，跟一个叫向歆的同志住一起。”

于曼丽手里的藤箱差点掉在地上。

“向歆？”她的声音有些发紧。

李同志抬头看了她一眼：“你认识？”

于曼丽张了张嘴，想说认识，太认识了。那是她在长沙周南女校的同学，是一起演《放下你的鞭子》的搭档，是那个站在板凳上喊“同胞们，我们不能坐以待毙”、声音大得整条街都听得见的姑娘。是那个心里有火、烧得旺、烧得亮、烧得什么都不怕的人。

“认识。”于曼丽说，“老同学。”

李同志笑了笑：“那巧了。她比你早到半个月，你去吧。”

于曼丽提着藤箱，沿着土坡往上走。第三排第三间，门开着，里面有人正在整理床铺。她站在门口，没有进去。

那个背影太熟悉了。穿着灰布军装，腰里扎着皮带，头发剪得短短的，露出白净的后脖颈。她蹲在地上，把一摞书往炕头码，嘴里哼着歌，听不清调子，可那声音，于曼丽做梦都记得。

“向歆。”她叫了一声。

那人手里的书啪嗒掉在地上。她猛地转过身来，瞪大了眼睛，嘴巴张着，却一个字都说不出来。于曼丽看着她，眼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

向歆变了。瘦了，黑了，颧骨突出来，眼窝凹下去，可那双眼睛没变——还是那么亮，像冬天里烧得正旺的炭火。她穿着军装，腰板挺得笔直，跟当年在长沙街头演《放下你的鞭子》时一模一样。那时候她站在板凳上，举着拳头，喊得嗓子都哑了。现在她站在延安的窑洞里，穿着八路军的军装，眼睛里还是那团火。

“曼丽？”向歆的声音在发抖，“于曼丽？”

于曼丽点了点头，眼泪顺着脸颊往下流，止都止不住。向歆冲过来，一把抱住她，哭得上气不接下气。“你活着……你还活着……我以为你死了……林文渊说你去了上海，然后就没了消息……我以为……”

于曼丽抱着她，说不出话。她想起一九三六年，在长沙，她们一起排戏，一起上街宣传，一起在宿舍里点着油灯改剧本。那时候她们什么都不怕，以为只要心里有火，就能烧出一条路来。后来她去了上海，向歆去了延安。一别两年。

“你怎么来延安的？”向歆拉着她在炕沿上坐下，眼睛红红的，可嘴角一直往上翘。

“从上海来，绕了好多路。”于曼丽说，“你呢？”

“我从长沙直接来的。”向歆说，“你走了之后，我在长沙待不下去了。日本人天天轰炸，学校停了课，我就跟着几个同学一路往北走。走了两个月，过了黄河，到了延安。”她说着说着又哭了，“你不知道，我有多想你。每次排戏的时候，我都会想，要是曼丽在就好了。她演那个挨打的姑娘，哭起来比谁都真。”

于曼丽拍了拍她的手，没说话。她想起自己在上海的那些日子，在绣庄里做活，在明家出入，在暗处传递情报。那些日子里，她也会想起向歆。想她在哪里，在做什么，是不是还那么大声地喊“同胞们”。现在她知道了。她在延安，在抗大，在窑洞里整理床铺，嘴里哼着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