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上海法租界的天空灰蒙蒙的，像是蒙了一层洗不掉的灰。梧桐树光秃秃的，枝丫伸向灰白的天，偶尔有几只乌鸦落在上面，叫几声，又飞走了。沈慧从偏厅的窗户望出去，能看见愚园路上稀稀拉拉的行人，都缩着脖子，脚步匆匆，像被什么东西追着赶着。

她不知道这一天意味着什么。

她只知道，这天早上阿香来送茶的时候，脸色不太好。“沈小姐，你有没有觉得，这几天外头不太平？”阿香压低声音说。沈慧手里的针顿了一下：“怎么了？”“我也不晓得。”阿香皱了皱眉，“就是感觉怪怪的。街上的人走路都比以前快，报摊上的报纸天天说打仗打仗，可也没见真的打起来。大小姐这两天脸色也不好，大少爷昨晚回来得很晚，阿诚先生跟着他，两个人脸色都很难看。”

沈慧没有说话。她低下头，继续绣花。可她的耳朵竖着，听着外面的动静。她听见远处隐约传来一阵闷响，不是雷声，比雷声更沉、更闷，像是从地底下传上来的。她不知道那是什么，可她心里忽然涌起一阵说不清的不安。

当天傍晚，阿诚来偏厅送茶。他在绣架旁站了一会儿，在线盒里放下一个小小的纸卷，然后用只有两个人能听见的声音说了一句：“今晚不要睡太沉。”沈慧没有抬头，也没有回应。她的手很稳，针起针落，像什么都没听见。阿诚转身走了。

晚上回到房间，沈慧拆开纸卷。里面只有一行字：“局势将变，明后两日，随时待命。”她把纸卷烧掉，和衣躺在床上，没有睡。

第二天清晨，十二月八日，天还没亮透，沈慧就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了。她翻身坐起来，听见楼下阿香跑去开门，然后是隔壁弄堂烟纸店老板的声音，又急又怕，声音都在发抖：“日本人！日本人进租界了！街上到处都是！阿香，快告诉你家大小姐，千万别出门！”阿香吓得声音都变了：“什么？进租界了？”“进来了！昨晚就进来了！虹口那边全是日本兵，黄浦江上全是军舰！租界被封锁了，只进不出！”

沈慧的心猛地一沉。她不知道珍珠港，不知道太平洋战争，不知道这些历史书上才会出现的名词。她只知道，日本人来了。不是来虹口，不是来闸北，是来法租界。是来她住着的这条街、这栋楼、这扇门外面。她活了两辈子，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敌人就在门外，就在窗户外，就在她一抬头就能看见的地方。

她听见明镜从楼上下来，声音很稳，可带着一丝她从未听过的紧绷：“阿香，把大门关上，这几天不要出门。”“是，大小姐。”阿香跑去关门，手都在抖，门闩插了好几次才插上。

沈慧坐在床边，深吸一口气，然后站起来，穿好衣裳，梳好头发，下楼，走进偏厅，坐到绣架前，拿起针。她的手没有抖，心跳却很乱。她深吸一口气，又深吸一口气，慢慢地，心跳平复了。她低下头，开始绣花。一针，一线，一朵花瓣，一片叶子。她不能停。停下来，就会胡思乱想。想多了，就会害怕。害怕了，就会出错。出错了，就会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