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四年春天，桂姨来明公馆的次数越来越勤了。有时送菜，有时送绣品，有时什么都不送，只站在门口跟阿香说几句话。明镜不再让她站在门口，让阿香把她领进厨房，喝碗热茶再走。桂姨受宠若惊，连声道谢，端着茶杯的手都在发抖。沈慧从偏厅的窗户望出去，能看见桂姨坐在厨房门口的板凳上，阿香给她倒茶，她双手捧着，一口一口地喝，喝得很慢，像是舍不得喝完。

沈慧看了一会儿，收回目光，低下头继续绣花。她想起阿诚，想起他站在偏厅门口，看着桂姨离开的背影，一句话都不说。她知道他在想什么。他不是在想桂姨，他是在想自己。想自己是谁，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这些问题没有答案，也不需要有答案。可在地下工作者的世界里，这些问题会自己长出来，在每一个疲惫的深夜，在每一次生死关头，在每一个不得不面对过去的时候。沈慧自己也经历过。在长沙的时候，在延安的时候，在上海的无数个深夜里。她知道自己是谁吗？知道。她是沈慧，是共产党员，是明楼与组织之间的机要联络员。可这些身份不能回答她所有的问题。她还是会想，想那些没有答案的事，想那些不该想的人。她不想让阿诚也经历这些。不是因为他脆弱，是因为他太累了。他和明楼在上海这座孤城里撑了太久，没有人可以说话，没有人可以依靠。她不是他们的依靠，但她可以是一个听他们说话的人。

那天傍晚，阿诚来偏厅送茶。他把茶杯放在绣架旁边，没有像往常那样转身就走。他站在那里，看着沈慧绣花，看了很久。沈慧没有抬头。她知道他不是在看绣花，他是在等自己开口。

“她今天又来了。”阿诚终于说。

沈慧手里的针顿了一下，又继续落下。“嗯。”她说。

“大姐留她吃饭了。”阿诚的声音很平，可沈慧听出了里面的东西——不是愤怒，不是悲伤，是一种她说不清的、复杂的、像是被什么东西堵着的感觉。“她坐在厨房里，阿香给她盛了饭，她不敢吃，说‘我等大小姐吃完再吃’。阿香说‘大小姐让你吃的’。她就吃了，吃得很快，像是怕被人赶走。”

沈慧放下针，抬起头，看着阿诚。他没有看她，他的目光落在绣布上，落在那些细密的针脚上，像是在看什么很远的东西。

“阿诚。”沈慧叫了他的名字。不是“阿诚先生”，不是“先生”，是“阿诚”。在上海，在明公馆，她从来没有这样叫过他。这是第一次。

阿诚抬起头，看着她。

“你想说什么？”沈慧问。不是“你还好吗”，不是“你难过吗”。是“你想说什么”。把问题打开，让他自己决定说多少。

阿诚沉默了一会儿。“小时候，她给我绣过一个荷包。”他的声音很低，“上面绣着一朵兰花，歪歪扭扭的，不好看。我当宝贝一样藏了好几年。后来她知道了，知道我不是她亲生的。她把荷包要回去了。说我不配。”

沈慧没有说话。她只是听着。她知道阿诚不是要她说什么，是要她听。他需要一个不会把这些话说出去的人，一个不会用这些话来评判他的人。她可以是那个人。

“你今天看见她，想起那个荷包了？”沈慧问。

阿诚点了点头。

“那个荷包，你后来见过吗？”

“没有。她扔了。也许是烧了。我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