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四年夏末，上海的局势紧绷到了极点。

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节节败退，本土遭受轰炸的消息虽然被严密封锁，但仍然像暗流一样在租界里蔓延。报摊上的报纸一天比一天薄，能登的消息一天比一天少。可所有人都知道，战争快要结束了。不是从报纸上知道的，是从日本兵的脸上知道的。那些曾经趾高气扬、不可一世的日本兵，脸上出现了恐惧。他们开始害怕了。

可越是临近结束，越是危险。这是地下工作的铁律。日方特务机关在疯狂地搜捕、屠杀、毁灭证据。76号的人像疯狗一样四处咬人，稍有不慎就会被盯上。沈慧从阿诚来偏厅送茶的频率判断局势的紧张程度——他来得多，说明平安；他来少了，说明明楼在外面遇到了麻烦。这段时间，他来偏厅的次数明显少了。

那天深夜，沈慧已经睡下了，忽然听见楼下传来轻微的响动。她立刻清醒过来，没有点灯，摸黑披上外衣，走到楼梯口。楼下的灯没有开，可她听见了阿诚的声音，压得极低：“大哥，你先上楼，我来处理。”然后是明楼的声音：“小心点。”然后是开门、关门、脚步声消失的声音。沈慧知道，又出事了。不是明台受伤，不是任务失败，是更危险的事——有人盯上明楼了。

她没有下楼，没有出声，回到房间闩好门，坐在黑暗中，等着。等阿诚回来，等明楼给她消息，等她该知道的事情浮出水面。她在心里把明公馆里每个人的位置过了一遍——明镜在楼上，明台在房间里，阿香在楼下。没有人出事，出事的是外面的人。可外面的人，也是这栋楼里的人。明楼和阿诚在外面，就是这栋楼在外面。

第二天清晨，沈慧比平时早起了半个时辰。她洗漱完毕，换了一身干净的素色旗袍，头发挽得整整齐齐，脸上薄薄施了一层粉，看不出昨夜失眠的痕迹。她走到偏厅，把绣架上的丝线重新理了一遍，把昨天绣了一半的桌围铺平，坐下来，拿起针，开始绣。她的手很稳，呼吸很匀，像每一个普通的早晨。可她的眼睛一直在留意楼梯口，留意大门口，留意每一个可能出现人影的地方。

阿香来送早饭的时候，眼圈红红的，显然一夜没睡好。她把托盘放在绣架旁边，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沈慧没有问。她知道阿香在想什么——大少爷和阿诚先生昨晚很晚才回来，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可她不能问，她也不能让阿香说。在明公馆，不该说的不说，不该问的不问，是所有人的默契。这个默契，是明镜定的规矩，也是每个人活下去的保障。

“阿香，”沈慧轻声说，“今天的粥熬得不错。”

阿香愣了一下，低头看了一眼托盘上的粥碗，点了点头：“大小姐说天热，喝点绿豆粥好。”沈慧“嗯”了一声，端起粥碗慢慢喝着。阿香站了一会儿，见沈慧没有要说话的意思，端着空托盘走了。沈慧放下粥碗，继续绣花。她知道阿香想找人说话，可她不能是那个人。她是绣工，不是阿香的倾诉对象。她的职责是守好自己的位置，不越界，不失位，不感情用事。这是她在抗大学到的。

快到中午的时候，明楼从楼上下来了。沈慧听见脚步声，比平时慢，比平时重，像是每一步都在想事情。她没有抬头。脚步声经过偏厅门口，顿了一下。沈慧低着头，针起针落，纹丝不动。那道目光落在她身上，只一瞬，便移开了。脚步声继续，往饭厅方向去了。

过了一会儿，阿诚来偏厅送茶。他把茶杯放在绣架旁边，在线盒里放下一个小小的纸卷，然后用只有两个人能听见的声音说了一句：“大哥说，一切照旧。”沈慧没有抬头，没有回应。她的手很稳，针起针落，像什么都没听见。阿诚转身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