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听见了吗？”明镜的声音有些发颤，“鞭炮声。”

“听见了。”

“八年了。”明镜说。

沈慧没有说话。她知道明镜说的不是时间。她说的是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五年，那些年，那些事，那些人。八年了。他们熬过来了。可沈慧知道，明镜不知道的是，他们还要熬下去。不是一年两年，是不知道多少年。

明楼那天没有回来。沈慧知道他在哪里。他在暗处，在那些看不见的地方，在那些没有人知道他是谁的地方。阿诚也没有回来。明台也没有回来。沈慧知道，他们不是不想回来，是不能回来。战争结束了，可他们的战争还没有结束。他们是潜伏者，从潜入的那一天起，就没有撤退可言。

那天深夜，沈慧一个人坐在偏厅里，没有绣花。她看着窗外黑沉沉的天，想着组织会不会给她新的指令。她不需要等，她知道组织会让她留下。不是因为她是绣工，不是因为她是女人，是因为她是共产党员。党需要她在哪里，她就在哪里。党需要她留在明公馆，她就留在明公馆。党需要她继续传递情报，她就继续传递情报。党需要她再潜伏五年、十年、十五年，她就再潜伏五年、十年、十五年。她没有问题。她只是不知道，这场仗还要打多久。

凌晨两点，阿诚回来了。他的脚步声很轻，可沈慧听见了。她从偏厅走出来，站在走廊里，看着阿诚脱下大衣，挂好，转身看见她。

“还没睡？”他问。

“睡不着。”沈慧说。

阿诚看着她，看了一会儿。“大哥说，国民党的人已经开始行动了。接收大员们明天就到。上海，要变天了。”

沈慧没有说话。她知道阿诚说的“变天”是什么意思。不是日本人走了，天就亮了。是日本人走了，另一群人来了。天，还要黑一阵子。

“阿诚，”沈慧说，“我不会走。”

阿诚看着她。

“组织需要我留下，我就留下。”沈慧说，“你们需要我留下，我就留下。等到该走的时候，我会走。不是现在。”

阿诚没有说话。他站在那里，看着她，看了一会儿，然后说了一句：“谢谢。”

“不用谢。”沈慧说，“我们是同志。”

那天晚上，沈慧回到房间，从枕头底下拿出那本《共产党宣言》，翻到扉页。上面那行小字还在：“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她看了很久，然后把书合上，放回枕头底下。她知道，她不会离开上海。不是因为她不想走，是因为她不能走。

明楼的身份需要有人掩护，明家的秘密需要有人守护，组织的这条线不能断。她是最合适的人。不是因为她有多聪明、多勇敢、多能干，是因为她是最不起眼的那个人。

一个绣工，坐在偏厅里，绣花。没有人会怀疑她。没有人会注意她。没有人会记得她。这是她最大的优势，也是她最锋利的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