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消息传到明公馆时，是傍晚。阿香从厨房跑出来，手里还拿着锅铲，哭得上气不接下气：“胜利了！我们胜利了！”明镜站在客厅里，手里的茶杯歪了，茶洒了一地也没反应。沈慧坐在偏厅的绣架前，手里的针停了一下，又继续落下。她的手很稳，呼吸很匀。

窗外的鞭炮声一阵紧似一阵，她没有出去看，也不需要看。她听见了。听见了人民的声音——不是口号，不是命令，是发自内心的、再也压不住的欢呼。

她的眼泪没有掉下来。不是不想哭，是不能哭。哭了，就前功尽弃了。

她想起向歆。那个站在板凳上喊“同胞们，我们不能坐以待毙”的姑娘。她最后一次收到向歆的消息，是一九四一年，从延安寄来的信，说她结婚了，丈夫是鲁艺画画的。之后再也没有消息。四年了。沈慧不知道她还在不在，不知道她丈夫还在不在，不知道她有没有孩子，孩子多大了。她什么都不知道。

她想起赵明。那个在去延安的路上把干粮分给别人、自己饿着肚子唱歌的年轻人。他后来去了前线，再也没有消息。

她想起小林。那个十八岁从北平跑到延安的姑娘，蹲在延河边洗衣服、笑着问她“安华姐，你教教我”。她后来被分配到了哪个部队，沈慧不知道。她还活着吗？沈慧不知道。

她想起那些在延安一起唱歌、一起学习、一起做梦的人。他们中的大多数，她连名字都不记得了。她只记得那些歌，那些笑声，那些在黑夜里点亮油灯、趴在炕上抄笔记的夜晚。她不知道他们还活着没有。她什么都不知道。她已经很久很久没有收到任何人的消息了。

胜利了。可沈慧忽然觉得，这场胜利，离她很近，又很远。近到她能听见窗外的鞭炮声，远到她不知道那些和她一起走过最艰难岁月的人，还有几个能听见。

她继续落针，明楼还没有回来，阿诚还没有回来，明台还没有回来。他们还在暗处，还在那些看不见的地方。她要等他们回来。

八年了。她想起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爆发时，她在上海，听到这消息只觉得悲愤填膺，那时候她不知道这场战争会打多久，不知道她会在明公馆待五年多，不知道她会从一个只想报仇的女子变成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战士。现在她知道了。她做到了。

她把针放下，站起来，走到窗边。窗外，愚园路上有人跪在地上哭，有人抱着电线杆子笑，有人把家里的黑窗帘扯下来，扔在地上踩。八年了。他们等了八年，盼了八年，熬了八年。她替他们高兴，可她自己，高兴不起来。

她想起了另一件事——一件她从上辈子年就开始想、想了很久很久、越来越清晰的事。

国民党从来不是战友。她是在明公馆里看清这一点的。

一九三九年她刚来的时候，明楼在汪伪政府任职，明面上是“汉奸”，可她知道他真正在替谁做事。那时候重庆方面的人来找他，明楼在书房里接待，沈慧在偏厅里绣花，门没关严，声音从门缝里漏进来。她听见那些人说话的语气——不是商量，是命令；不是合作，是驱使。他们把明楼当成一颗棋子，用时放在棋盘上，不用时随时可以弃掉。

后来抗战进入了相持阶段，国民党在正面战场上节节败退，可他们的接收大员们已经开始筹划战后了。一九四三年，沈慧在偏厅里听见明楼跟阿诚说，重庆方面已经拟定了接收上海的人员名单，谁管哪个区，谁收哪条街，谁负责哪个部门，清清楚楚。仗还没打完，地盘已经分好了。她听见明楼说“他们不是在抗战，是在等”。等日本人败，等胜利到来，然后抢地盘。

胜利来了。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鞭炮声响彻全城。可沈慧知道，抢地盘的人已经在路上了。接收大员们坐着飞机、轮船、火车，从重庆、从昆明、从成都，蜂拥而至。他们来不是为了建设上海，是为了分赃。房子、金子、女人，谁先到谁先得。沈慧从阿诚嘴里听到过这些事，从明楼的只言片语里拼凑过这些画面。她不需要亲眼看见，她就能想象——那些穿着中山装、戴着礼帽的接收大员们，在豪华饭店里举杯庆祝，在舞厅里搂着女人跳舞，在办公室里瓜分日伪留下的产业。他们不会记得，这八年里，是谁在敌后坚持抗战，是谁在沦陷区冒着生命危险传递情报，是谁在战场上流血牺牲。他们只会记得，自己来了，看见了，拿走了。

沈慧坐在偏厅里，听着窗外的鞭炮声，心里却异常冷静。她知道，抗战胜利不是终点，是起点。国民党不会把共产党当成战友，只会当成战后要清除的隐患。他们的目标从来不是赶走日本人，他们的目标是消□□产党。抗战只是手段，胜利只是过程，真正的战争还没开始。她在抗大学过这个——中国的革命分两步走，第一步是民族民主革命，赶走帝国主义；第二步是社会主义革命，推翻剥削阶级。第一步完成了，第二步才刚刚开始。

阿香在厨房里又哭又笑，一边抹眼泪一边说：“我爹、我娘、我弟弟，他们可以回家了。他们不用再逃难了，不用再躲了……”沈慧听见明镜从楼上下来，走到客厅里，站了一会儿，然后走到偏厅门口，看着沈慧。沈慧抬起头，看着明镜。明镜的眼眶红了，可她没哭。

“大小姐。”沈慧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