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得去村里。”孙思归说，“不能等着病人送过来，等送到的时候，轻症也拖成重症了。”

“我也去。”沈昭宁脱口而出。

孙思归看了她一眼：“你才学了三个月。”

“但我能帮忙。”沈昭宁说，“煎药、换药、照顾病人、记录病情——这些事我能做。而且，”她顿了一下，“我想看您怎么处理瘟疫。书上写的和实际做的，不一样。”

这句话让孙思归沉默了几秒。

然后他站起身，从药柜里拿出一只旧得发黑的药箱递给她。

“收拾东西。天亮就走。”

瘟疫来得比他们想象的更凶猛。

沈昭宁跟着孙思归走进那个叫石桥村的小山村时，闻到的第一口气味不是炊烟，不是泥土，不是草木——而是一种混合了腐败、焦糊和药气的古怪味道，像是什么东西在腐烂，又像是在被焚烧。

村子坐落在两山之间的河谷里，一条小溪穿村而过，溪上有座石桥，村子因此得名。原本应该是山清水秀的好地方，但此刻笼罩在一种死气沉沉的灰暗中。家家户户门窗紧闭，偶尔有人从门缝里探出头来看一眼，又飞快地缩了回去。

村口的大槐树下躺着七八个人，用草席和破布盖着，苍蝇嗡嗡地围着转。沈昭宁走近了才发现，那不是病人——是死人。还没来得及埋的死人。

她的胃猛地抽搐了一下，一股酸水涌上喉咙。但她忍住了，硬生生咽了回去。

“别盯着看。”孙思归的声音从身后传来，平静得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死人帮不了活人。往前走，去看活着的。”

沈昭宁深吸一口气，将目光从那几张青灰色的脸上移开，跟在孙思归身后走进了村子。

村长的家是村里最大的院落，此刻被临时改成了隔离病人的场所。院子里搭着几个简易的棚子，每个棚子下面都躺着两三个病人，呻吟声、咳嗽声、喘息声此起彼伏，像是某种没有旋律的、令人心悸的交响乐。

沈昭宁粗略数了一下，院子里至少有十五个病人。加上分散在各家各户的，恐怕不止二十个。

“师父，”她压低声音，“病人太多了。我们人手不够。”

孙思归放下药箱，环顾四周，目光落在几个站在远处观望的妇人身上。她们看起来没有生病，但脸色苍白，眼神惊恐，像是被吓坏了的小动物。

“那些是家属。”孙思归说，“她们不敢靠近病人，怕被传染。但如果我们教会她们怎么照顾病人、怎么煎药、怎么做好防护，她们就是最好的人手。”

沈昭宁恍然大悟。

不是没有人手，是没有被组织起来的人手。而她要做的事，就是把这些人从恐惧中拉出来，让她们成为这场战役的一部分。

她走向那几个妇人。

“几位婶子，”她的声音不大，但很稳，稳到连她自己都觉得意外，“我是孙神医的弟子，来帮大家治病的。我需要你们帮忙，可以吗？”

几个妇人面面相觑，其中一个年纪大些的颤声说：“姑娘，我们……我们不敢啊。这病会过人，李老三家的大儿媳妇就是照顾她男人，结果自己也染上了，昨儿晚上走了……”

“我知道。”沈昭宁说，“但我会教你们怎么保护自己。戴口罩、勤洗手、不直接接触病人的排泄物和呕吐物——做到这些，就不会被传染。”

她没有说的是，就算做到这些，风险依然存在。但她不能让恐惧继续蔓延——恐惧比瘟疫更可怕，恐惧会让活人变成死人。

也许是她眼神里的笃定起了作用，也许是“孙神医弟子”这个身份给了她们信心，几个妇人犹豫了片刻，终于点了点头。

沈昭宁带她们去溪边打了水，教她们用草木灰和皂角反复洗手，又用干净的布做了简易的口罩。然后她分给每人一个任务——两个人负责煎药，两个人负责给病人喂药和喂水，一个人负责更换病人的被褥和衣物，一个人负责清理排泄物和呕吐物。

“每做完一件事，就要用这个水洗手。”她指了指灶房里煮沸后晾凉的那一大锅水，里面泡着艾叶和苍术，“手上的东西是最容易把病从一个病人带到另一个病人身上的。”

那个年纪大的妇人——沈昭宁后来知道她姓周，村里人都叫她周婶——看着她有条不紊地安排一切，忽然说了一句让沈昭宁愣住的话。

“姑娘，你以前做过这种事吧？”

沈昭宁张了张嘴，想说“没有”，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因为她不确定。

她的记忆里没有任何与“瘟疫”相关的画面，但她的身体、她的本能、她说出那些话时毫不犹豫的样子——都在告诉她，周婶说的可能是对的。

她以前做过这种事。

在某个她不记得的时间，某个她不记得的地方，她曾站在另一个院子里，对另一群人说过类似的话。

“也许吧。”她最终说，声音很轻，“我不记得了。”

周婶看着她，目光里多了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像心疼，又像敬畏。

孙思归在村子里待了七天。

七天里，他几乎没有合过眼。白天看诊、施针、开方，晚上巡视病人、调整治疗方案、记录病情变化。他的脸上看不出疲倦，但沈昭宁注意到他的手开始微微发抖——不是持针时的那种稳，而是停下来之后不受控制的细微颤动。

一个七十三岁的老人，不该承受这样的透支。

但她劝不动他。

“人命关天，”孙思归说，声音沙哑得像砂纸磨过的木头，“我的老命不值钱，能换回一条是一条。”

沈昭宁没有再劝。她能做的，就是把他照顾病人的每一个细节都记下来，尽最大可能分担他的工作。

七天后，瘟疫的势头终于被遏制住了。

新发病例从每天七八个降到了两三个，重症病人的死亡率也从五成降到了一成。那个最先发病的孩子已经完全脱离了危险，能自己坐起来喝粥了，还会冲沈昭宁咧嘴笑，露出一口还没长齐的牙齿。

孙思归说，可以回去了。

临走那天，全村的人来送他们。村长提着一篮子鸡蛋，硬要塞给孙思归。几个被救回来的病人跪在地上，哭得说不出话。那个孩子被母亲抱着，小手紧紧攥着沈昭宁的衣角，不肯松开。

沈昭宁蹲下身，轻轻掰开他的手指。

“要好好吃药，好好吃饭，知道吗？”她说，声音有点涩。

孩子点了点头，眼泪汪汪地看着她。

回药谷的路上，孙思归走在前面，沈昭宁跟在后面，叶知秋走在最后。三个人都没有说话，只有脚步声在山路上回响，沙沙沙，沙沙沙。

走到半山腰的时候，沈昭宁忽然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

石桥村在夕阳的余晖中显得格外安静，炊烟从家家户户的烟囱里升起来，袅袅地飘散在暮色里。那是活人的烟火气。

七天前，她以为自己会在这个村子里看到死亡。

七天后的今天，她看到了活。

“在想什么？”孙思归的声音从前面传来。

沈昭宁收回目光，继续往上走。

“在想您说的话。”她说，“您说天机术不在天上，在人间。我想我好像明白了一点点。”

孙思归没有回头，但她听到他轻轻地笑了一声。

那天晚上，沈昭宁回到西厢，点起油灯，翻开《天机初解》的最后一页。

那上面只写了一句话。

“所谓天机，不过是尽人事，听天命。但尽人事本身，就已经是逆天改命。”

她在这一页的空白处，用蝇头小楷写下了四个字。

石桥村·疫。

然后翻回第一页，重新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