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索断了。

无论裴云笙如何在这浩如烟海的工部营造旧档中翻找，那条关于“太衡泽水利工程”后续器械去向的线索，都仿佛被一只无形的大手，在承平十九年的那个秋天，生生掐断。

营造司的档册记录得极为详尽，甚至可以用琐碎来形容。

从每一方石料的开采地，到每一根横梁的尺寸，乃至役夫每日消耗的口粮，皆有据可查。

然而，唯独关于那批由“鬼才”公输游设计、本应安装在太衡泽泄洪口的精密机关，在“试制完成”这一笔记录之后，便再无下文。

没有入库记录，没有安装记录，更没有报废或销毁的批文。

那批足以改变京畿水系格局，甚至如今被证实已被改装成杀人利器的机关部件，就这样凭空消失在了大业王朝严密的户籍与物料管理体系之中。

文渊阁内的更漏声，滴答，滴答。

在这寂静得近乎压抑的冬夜里，每一声都像是敲击在人的心头。

裴云笙坐在繁档大案之后，身着绯色官袍，案头堆叠的卷宗如同一座座小山，将她略显单薄的身影围在其中。

她并未像寻常官员那般焦躁地来回踱步，亦未因困顿而面露疲色。

她只是静静地坐着，目光在那份戛然而止的营造司档册上停留了许久，而后缓缓合上，指尖在封皮粗糙的纹路上轻轻摩挲。

官面上的文书，是做给活人看的，自然可以粉饰，可以删改，可以做得天衣无缝。

既然“事”的线索被刻意抹去，那么，便只能去寻“人”的心迹。

昭元太子赵子章，并非是一个只知发号施令的储君。

他在崇文馆时便有“格物致知”的习惯，凡遇大事，必有笔记；凡用奇人，必有考语。

他既然费尽周折，动用宗正寺的关系将公输游这样的民间匠人请入内廷，又为此专门开启天禄阁查阅舆图，便绝不会仅将其视为一次普通的工程营造。

对于公输游这个人，以及他所献上的那些惊世骇俗的技艺，太子心中究竟是如何评判的？

这才是解开谜团的钥匙。

裴云笙站起身，将那份毫无价值的工部档册放回原处，转身走向了文渊阁的最深处。

那里，存放着“东宫旧藏”。

自十多年前那场宫变之后，东宫被封，先太子生前所阅之书、所批之卷、所写之文，除却部分被销毁外，其余皆被移送至此，封存于这几排楠木书架之上，落满了岁月的尘埃。

新帝登基后，对这些旧物讳莫如深，极少有人敢来翻阅。

这里，成了皇城中最被遗忘的角落。

裴云笙提着风灯，缓步走入这片阴影之中。

灯火摇曳，照亮了书架上那些早已泛黄的标签：《贞观政要》、《资治通鉴》、《梦溪笔谈》、《墨子》、《考工记》……

太子的阅读涉猎极广，经史子集无所不包。

裴云笙的目光在书脊上一一扫过。

她并未去动那些儒家经典，而是径直将手伸向了那一排关于杂学与技艺的书籍。

若要记录对公输游的看法，太子绝不会写在《论语》或《孟子》的眉批里，那是对圣人的不敬。

他应当会将这些思考，留在与技艺、与用人、与治国策略相关的书籍之中。

她先取下了一部《考工记》。

书页翻开，里面确实有不少朱笔批注，但多是关于“百工居肆，以成其事”的治国探讨，笔迹温润端方，言语间充满了对百工匠人的尊重与体恤，却并未提及公输游。

她又取下了一部《墨子》。

墨家兼爱非攻，且擅机关守城之术。这本应是最契合公输游身份的书籍。

然而，裴云笙从头翻到尾，除了几处关于“非攻”的感叹外，依旧一无所获。

更漏已过三更。

寒意顺着地砖透入鞋底，侵入骨髓。

裴云笙的手指有些僵硬，但她的动作依旧沉稳、精准，没有丝毫的慌乱。

她将《墨子》放回，目光落在了一册并未标注书名，仅用深蓝色绢布包裹的手札上。

这册手札被放置在书架的最底层，若非她此时蹲下身子，借着低处的灯仔细搜寻，极易被忽略。

裴云笙心头微动，伸手将那册手札取了出来。

解开绢布，露出了里面的深褐色封皮。封皮上无字，只有一道浅浅的折痕，显是主人在世时常带在身边翻阅。

她翻开第一页。

映入眼帘的，是那熟悉的、力透纸背的字迹。

这不是正经的著书立说，而是一本类似于“随笔”或“日录”的私密手札。上面记录的，并非朝堂大事，而是太子在读书、理政之余，偶尔迸发的一些零碎的思考与感悟。

“承平十八年冬，雪。读《韩非子》，叹法术势之难衡。若无仁心为核，法即暴政，术即阴谋，势即猛虎。慎之，慎之。”

“承平十九年春，雨。观文馆诸生论辩，青言之论，如切金断玉，虽显稚嫩，然风骨已成。此子可为大业之脊梁。”

读到此处，裴云笙的呼吸微微一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