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屿洲说今天做了一套国赛模拟题，错了一道半。陆时寒夸他“厉害”，他说“还行”。陆时寒问他北京热不热，他说“热，四十度。”陆时寒说“那你出门记得打伞”，沈屿洲说“男的不打伞”。陆时寒看笑了，打了一行字：“性别歧视。”沈屿洲说：“不是歧视，是不想被当成景点。”陆时寒又问：“谁把你当景点？”沈屿洲说：“路上有人找我拍照，以为我是哪个明星。”陆时寒笑得从椅子上滑下去了。他想象沈屿洲站在北京某条街上，一个路人走过来问“请问你是那个谁吗”，沈屿洲一脸平静地说“不是”，然后路人说“不好意思认错了”。沈屿洲长得确实不难看，但离明星还有一段距离。他的脸是属于那种越看越顺眼的类型，第一眼觉得“挺干净的”，看久了就觉得“怎么越来越好看了”。陆时寒看了他快一年了，深有体会。

他打了几个字：“下次你让他拍，拍完收二十块钱，就当赚个奶茶钱。”

沈屿洲没回这句话。他换了一个话题：“你最近在写什么？”

陆时寒愣了一下。沈屿洲主动问他写什么。这是第一次。以前都是他投了校刊，沈屿洲看了，然后什么都不说。现在沈屿洲主动问了，在他还没写出来的时候就问了。这是一个进步，从一个被动接收信息的人变成了一个主动索取信息的人。陆时寒想把这件事记下来，记在备忘录里——“八月十号，沈屿洲问我最近在写什么。”

“写了一篇随笔，关于暑假生活的。”

“写了什么？”

“写我每天在家吃饼干。”

沈屿洲发了一串省略号。六个点。陆时寒第一次觉得省略号也可以表达“你很无聊但我不好意思直说”的意思。

“你吃的是什么饼干？”沈屿洲问。

“奥利奥。”

“扭一扭泡一泡？”

“不扭，直接咬。”

沈屿洲又发了一串省略号。这次省略号的意思是“你这个人没救了”。陆时寒觉得沈屿洲在暑假里的语言风格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变得更放松了，像一根被拧了很久的毛巾终于被松开，纤维一根一根地舒展开来。也许是因为不在学校，不需要维持那个“年级第一”“物理竞赛大神”“沈屿洲”的人设。在北京的酒店里，他的室友是一个说话像说相声的山东人，他那个人设可能会被大葱味熏得松动。他可以在消息里用省略号，可以在看到“不扭直接咬”的时候露出一个无奈的笑，不会有人拍照存档，不会有人拿去当证据。他是安全的。

“你什么时候回来？”陆时寒问。

“二十号。”

“几点的火车？”

“下午三点到省城，然后大巴回市里，大概晚上七点到。”

“我去车站接你。”

发出去之后陆时寒觉得自己又冲动了。他为什么要接？他又不是沈屿洲的什么人，没有接站的义务。沈屿洲有家人，他爸妈可能会去车站接他，他妹妹可能会去，轮不到陆时寒。但他就是打了这行字，像一个人在下雨的时候没带伞，不是不想躲，是没地方躲。

沈屿洲过了大概半分钟才回。

“好。”

一个字。陆时寒把这个字读了三遍。第一遍读出了“同意”，第二遍读出了“你来吧”，第三遍读出了“我也想见到你”。他知道自己在过度解读，一个字能解读出三种意思，比语文考试里的阅读理解还离谱。但他控制不住。因为沈屿洲给他的信息太少了，他只能用加倍的想象力去填补那些空白。像一个考古学家，面对一块残缺的石碑，根据仅存的几个笔画推断出整篇文章。

八月二十号下午五点半，陆时寒坐上了去省城的城际公交。

他骗他妈说“去同学家玩几天”，他妈看了他一眼，没多问。他出门的时候穿了一件新T恤，黑色的，领口不大不小，是他专门为今天买的。他在商场里逛了半个小时，试了三件，最后选了这件。买回来之后他洗了一次，晾干，叠好放在椅子上，今天穿上。他觉得自己像一个要去相亲的人，他要去接的不是一个同学，是一个在夏天里消失了四十天的、让他每天等消息等到手指发酸的、在页边写过“我的夏天还在路上”的人。

公交车上人不多。他坐在最后一排靠窗的位置，把书包放在旁边，看着窗外。七月底的时候麦子已经收了，地里现在种的是玉米，玉米秆已经长到半人高了，叶子在夕阳里泛着油亮的光。他想起沈屿洲说的那个梦——一条很长的路，两边都是麦田，麦子是绿色的，还没有熟。梦里的麦子和现实中的玉米不一样，但他觉得它们承载的是同一种东西——等待。麦子等着成熟，玉米等着长高，他等着见到沈屿洲。

到省城的时候六点四十。沈屿洲的火车三点到省城，然后转大巴回市里，大巴从省城出发的时间是四点半，到市里要两个半小时。陆时寒算过，大巴会在七点左右到站。他提前二十分钟到了汽车站，站在出站口，手里举着一瓶水——不是给沈屿洲的，是他自己喝的，但他的手需要一个东西拿着，不然他不知道该把手放在哪里。

七点过五分，大巴到了。

陆时寒看到那辆蓝色的大巴从马路上拐进来，停在了下客区。车门打开，人一个接一个地走下来。他看到了沈屿洲。沈屿洲穿着一件白色的短袖，背着一个黑色的双肩包，手里拎着一个塑料袋。他下车的动作很慢，先探出一只脚踩在地上，然后整个人从车门里出来，站在地上，抬起头，看到了陆时寒。

隔着二十米的距离，沈屿洲看了他一眼。

然后他笑了。

不是那种嘴角上挑一点的礼貌性微笑，是那种看到一个人的时候控制不住的、从心底涌上来的、把整张脸都点亮了的笑。他在笑，在看到陆时寒的那一秒就笑了，好像这四十天的分离被压缩成了这一个表情，所有的“还好”“还行”“嗯”和句号都在这一刻被翻译成了一种可以看见的语言。陆时寒的语言。

陆时寒站在原地，手握着水瓶，指关节发白。他没有笑，因为他怕自己一笑就会哭出来。沈屿洲走过来了，走到他面前，停下来。两个人之间的距离大概是三十厘米，够一个人侧身通过。

“等多久了？”沈屿洲问。

“没多久。”陆时寒说。他在撒谎。他从六点四十就站在这里了，站了将近半个小时，换了两次站立的姿势，把水瓶从左手换到右手三次，看过手机上的时间十七次。

“走吧。”沈屿洲说。

他们并肩走出汽车站。天已经快黑了，路边的烧烤摊开始营业，炭火的味道飘过来，混着孜然和辣椒的香气。陆时寒的肚子叫了一声，声音不大，但沈屿洲听到了，因为他转过头看了陆时寒的肚子一眼。

“你没吃饭？”沈屿洲问。

“吃了。”陆时寒又撒了一个谎。他吃了，吃了一碗泡面，下午四点多吃的，现在已经消化完了，胃里空得像刚被洗过的碗。

沈屿洲没拆穿他。他把手里那个塑料袋递给陆时寒，袋子里装着几个面包和一瓶水。“我在火车上买的，多买了，你吃吧。”

陆时寒接过塑料袋，打开，拿出一个面包。面包是红豆馅的，有点干，他咬了一口，嚼的时候发出“吧唧吧唧”的声音。沈屿洲没看他，但嘴角有一个很小的弧度。

他们走到公交站。等车的时候陆时寒把面包吃完了，把包装袋塞进塑料袋里。他忽然想到一个问题：“你爸妈不来接你？”

沈屿洲的表情没有变化，但他的回答慢了半拍。“他们有事。”

有事。这个词陆时寒太熟悉了。他爸妈每次不来接他的时候也是“有事”。有事的意思是不方便来，或者不想来，或者来了也没什么意义。他不需要知道具体是哪种，只需要接受“有事”这个事实就行了。

公交车来了。他们上车，刷卡。车上人不多，他们找了最后一排并排坐下。陆时寒坐靠窗，沈屿洲坐他旁边。这是他们第一次不是在学校的大巴上并排坐，不是去考场的路上，是回家的路上。一个家在东边，一个家在城北，他们会先一起坐一段路，然后在某个路口分开。沈屿洲先下，还是他先下？他不知道，但他希望那个路口晚一点到。

车开动了。窗外的街景慢慢从郊区变成了城区，路灯亮着，商店的招牌闪着五颜六色的光。陆时寒看着窗外，用余光看着沈屿洲。四十天没见，他瘦了一些，下巴的线条更分明了，像被削过一刀。但他的皮肤没有晒黑，还是那种偏白的颜色，在北京的四十天里可能除了酒店和教室哪儿都没去。

“北京好玩吗？”陆时寒问。

“没怎么玩。”沈屿洲说，“去了两次颐和园，一次是和室友去的，一次是集体活动。”

“颐和园怎么样？”

“很大。走路走得很累。”

陆时寒笑了一下。沈屿洲描述旅游景点的方式和别人不一样。别人说“颐和园很漂亮”“昆明湖很美”“长廊的画很好看”，沈屿洲说“走路走得很累”。这两个人都没救了。

“你有没有给我带什么东西？”陆时寒问。他本来不想问的，因为他怕沈屿洲说“没有”。但嘴巴比脑子快，话已经出去了。

沈屿洲沉默了两秒，把右手伸进裤兜里，掏出了一个东西。

一颗糖。草莓味的，透明糖纸，和上次一样。

陆时寒看着那颗躺在沈屿洲掌心里的糖，觉得自己的鼻子又开始酸了。从北京带回来的。从那个酒店大堂的糖果盘里拿的。在口袋里放了不知道多少天，等了一个暑假，等到他回来，等到陆时寒问他“有没有给我带什么东西”，才从口袋里掏出来，放在他面前。

“你怎么带回来的？”陆时寒问，“从北京坐高铁，转大巴，全程好几个小时，这颗糖没被你坐化？”

沈屿洲的表情有一瞬间的困惑，然后恢复平静。“它一直在我裤兜里。我忘了吃。”

“你每次都忘了吃。”

“嗯。”

陆时寒把那颗糖从沈屿洲手心里拿起来。他的指尖碰到了沈屿洲的掌纹，短短的、浅浅的、像一条干涸的河流。他把糖剥开放进嘴里，草莓味的，很甜。和上次一样甜。不，比上次更甜。因为上次那颗糖是从冬令营带回来的，走了几百公里。这颗糖是从暑假集训带回来的，走了更远的路，在他的裤兜里和钥匙、手机、不知道什么东西挤在一起，糖纸被蹭得有点皱，但里面的糖还是完整的。像他自己一样，被生活挤来挤去，但还没有碎。

公交车到了第一个路口。沈屿洲站起来说“我到了”。陆时寒看着窗外那个站牌，上面写着“鼓楼站”。他记住了这个站名。沈屿洲在这里下车。他背着黑色的双肩包，手里拎着那个装过面包的塑料袋，走下车门。陆时寒透过车窗看着他，他下了车之后没有马上走，站在站牌下看着公交车。

车开动了。沈屿洲的身影从车窗里滑过去，越来越远。陆时寒回头透过车后窗看着他，他还站在那儿，身影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一个点，然后消失了。

陆时寒转回头，嘴里含着那颗糖。糖在慢慢变小，甜味在慢慢变淡。他用力地吸了一下，让甜味再浓一点。等这颗糖化完，沈屿洲给他的东西就又少了一样。但他知道还会有下一颗，也许在下一次见面的时候，也许在下一次分别的时候，也许在某个他想不到的时候，沈屿洲会从口袋里掏出一颗糖，放在他面前，说“我忘了吃”。这个“忘了”是假的，陆时寒知道。沈屿洲从来不会忘了吃糖，因为他不爱吃糖。他拿糖不是因为想吃，是因为想给陆时寒吃。他把糖从北京带回来，从酒店大堂的糖果盘里拿出来，放进口袋里，穿越几百公里，穿过大半个中国，穿过一个暑假的炎热和疲惫，把它送到陆时寒面前。这不是“忘了”，这是“留着”。

陆时寒把嘴里最后一点糖咽下去，拿出手机给沈屿洲发了一条消息：“糖很甜。”

沈屿洲回了一个句号。这个句号他读出的意思是“我知道”。

公交车在夜色中行驶，车载电视里播放着某品牌洗衣液的广告，一个穿白衬衫的女人在阳光下转圈，台词是“有了它，再也不用担心污渍”。陆时寒看着那个女人在电视里转了一圈又一圈，觉得她转得很假，因为她转的时候一直在笑，笑得太标准了，像用尺子量过的。沈屿洲从来不会那样笑。沈屿洲笑的时候嘴角的弧度不是标准的，有时候大有时候小，有时候左边比右边高。但他笑起来是真的，不像广告里的女人是演出来的。他的笑是被什么东西触发出来的，陆时寒的话，陆时寒的表情，陆时寒的存在。他在笑的那一刻，是因为陆时寒在那里。

陆时寒不愿意把这个想法继续下去了，他觉得再想下去他会变成一个哲学家，或者一个精神病。他把手机收起来，靠在车窗上，玻璃凉凉的，贴着太阳穴。公交车摇摇晃晃的像一条船，他在这条船上漂着，漂过一盏一盏的路灯，漂过一个一个的路口。

他想，如果沈屿洲没有在那个暑假的晚上从大巴上走下来，没有在看到他的一瞬间笑出来，没有从口袋里掏出那颗皱巴巴的糖，他可能还会继续骗自己说“我只是在意他，不是喜欢他”。但那颗糖把所有的谎言都戳破了。糖纸是透明的，你透过它能看到里面的颜色。感情也是透明的，你看不到它，但你知道它在那里，盖在所有的东西上面，像一层薄薄的、有弹性的、不会被任何东西刺破的膜。你可以在上面打滚、跳跃、踩来踩去，它不会破。它只会变薄，薄到你以为它不存在了，但你伸手一摸，它还在。

陆时寒把手伸进口袋。铅笔还在。他把铅笔握在手心里，感受着那些咬痕在手指上留下的触感。它们在说：你还在想他。想了一个暑假，想了一个春天，想了一个冬天，还要想多久？他不知道。也许要想很久，久到铅笔被咬完，久到糖纸被磨破，久到那个地址在备忘录里落满灰。但他不怕想了，因为他想的那个人也在想他。沈屿洲想他的方式不是咬铅笔，是做了一本又一本的题，去了两次颐和园走路走得很累，在酒店大堂的糖果盘前站了一会儿，拿了一颗糖放进口袋里。口袋很深，糖躺在里面和钥匙、手机、不知道什么东西挤在一起。它在黑暗里等着，等着被掏出来的那一刻，被一双凉凉的手递到另一双手里，被剥开，被放进嘴里，变成一个夏天的、草莓味的、从北京穿越了几百公里的甜。

公交车报站了。陆时寒站起来，下车，走进夜色里。

暑假还没过完，但他觉得已经过完了。因为最重要的事情已经发生了——沈屿洲回来了，他见到了，糖吃了，甜味还在舌头上。剩下的日子只是这个甜味的余韵，会慢慢变淡，但不会消失。它会留在舌头上的某一个味蕾里，等着下一次被激活。下一次也许很快，也许要很久。他不急，因为他知道不管多久，那个味道都不会变。

草莓味的。永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