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饭过后，应少骐之邀，我随他一同去见宣讲社的同学。

今日天气阴沉，云层像兑了水的墨汁，浅浅氤氲开来，无半点凉意，闷沉得很。

拉车的师傅不过十几岁，可性情极为热健谈，拉车的手艺娴熟老练。

虽是阴天，却正值正午，热气依旧灼人。不过片刻，他额角便沁出了汗珠，顺着太阳穴滑到下颌，肆意流淌。

车夫腾不出手擦拭，唯有当汗珠落进眼里时，才匆匆用手背揉一下，便又弓着腰快步往前走。他跑得极快，缕缕轻风将我的鬓发吹得凌乱，只得抬手胡乱理了理。

十里洋场的上海，日日车水马龙，行人熙攘，繁华得如同不夜城。行至一处，师傅为避让前方的人群和汽车，便在路边稍停。

我侧目望去，瞧见不远处的公共花园，许是视角的缘故，我并未看到那块曾刺痛无数国人心脏的告示牌，可心头的悲愤还是悉数翻滚了上来。

外滩公园开放之初，“不准华人入内”的告示引得民愤四起。清光绪十一年，租界工商部定了六条园规刻在木牌上，立在公园门口。

说到底，就是一句“华人与狗不得入内”。

后来，经华人多次抗议，恰逢北伐军节节胜利，武汉掀起收回租界的热潮。直至民国十七年七月一日，中国人才终于能购票入园。

可如今的上海，何止这一处公园？新靶子场公园、兆丰公园、法国公园，还有那些英国总会、德国总会之类的娱乐场所，从来都禁止华人入内，即便所谓的“高等华人”也难踏进一步。

望着公园门口进进出出的洋人，连日本人和朝鲜人都能自由出入，一股屈辱感猝然涌上心头，可屈辱之余，更多的还是激愤。

原来后世看似习以为常的一切，甚至于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是先辈们脚踩荆棘，手捧赤心，从刀尖下一寸一寸夺回来的。

搁在膝上的手被我掐出红痕，车夫见我脸色沉了下来，也识趣地闭了嘴，不再搭话。

天空中，不知何时飘下了零星小雨，雨丝落在面颊上，微微泛凉。少骐搀扶着我下车，刚撑开不久的伞，走了几步，便又收了。

这雨细弱得紧，经不起半点琢磨。

远远地，便瞧见前方聚着一群学生模样的人，大多穿着黑色改良中山装，也有个别着白色长衫的男同学。他们围在一起，争论着什么，场面颇为激烈，几人甚至为了观点争得面红耳赤。

“暴力革命就是流血革命，只会给国家和百姓，带来无尽的灾难与牺牲。唯有改良，才能建立真正的民主国家！”

一位穿黑色中山装的少年，十六七岁的年纪，争论时却俨然有几分政治家的模样，语气铿锵有力。

另一个穿白衫，戴圆框眼镜的男同学，立马驳斥他的观点：“我倒想问问，当年轰动一时的康梁维新变法，何曾成功了？所谓的君主立宪，真的适合我泱泱中华么？他们根本没有找到国家积弱的病根所在！从古至今，哪一个国家，不是经历了数次的流血变革，才有了今天？没有革命，何来改变！”

这男生个子不高，但气势半点未输，瞧着文质彬彬，观点竟这般先进，我一时忍不住多看了他几眼。

我作为历史的后人，自然知晓未来，可此时的他们并不知晓光明尚在何方，只能在黑暗中摸索，凭着一腔热血寻找方向。

“革命固然会流血，流血就必然会有牺牲。可没有革命，国家就不可能改变。”我的声音在人群中赫然响起。

众人闻言皆是一怔，纷纷回头望来，几人张了张嘴，似乎还想辩驳，这群学生，倒是个个年轻气盛。

他们眼中迷惑，在瞧见我身旁的少骐后才渐渐消散。

“这是家姐，若卿。”少骐上前一步，轻声介绍，又转向我，“三姐，这些都是我宣讲社的同学。”

我忙笑着和大家打着招呼：“你们好，我叫林若卿，是少骐的三姐。”

那位穿白长衫的同学，本就惊诧于彼此观点一致，此刻听闻我是少骐的姐姐，更是笑开了眼，一改方才的严肃，恭敬道：“三姐好，我叫恽文辉。早就听少骐说起，我们如今的国文老师，也曾在贵府亲授过三小姐，这般说来，我们还该唤您一声师姐呢！”

他一句话，立即将先前剑拔弩张的气氛调得柔和，少骐也忍不住轻笑，众人围在湖边，气氛逐渐热络。只是与恽文辉争论的那名少年，默默拿过亭子里的书，愤然离去了。

我望着他的背影，心中一阵唏嘘，终究是有志气的青年，纵使观点不同，可那份家国情怀却半点不假。

怕再引争论，我便转了话题，见他们手中拿着诗文杂志，便与他们聊起了诗词文章。

从唐诗宋词到散文杂记，再到诸子百家，聊着聊着，才发觉自己自己的知识储备，远远不如这群学生。

心中暗暗懊悔，当初只顾着读些闲文小说，未能好好研读经典，实在惭愧。

就在我被他们连珠炮似的问题问得招架不住时，身旁的少骐替我解了围，慢条斯理地为大家答疑解惑，只是他的目光不经意般扫过一旁的亭子，转瞬即逝。

我顺着他的目光瞥去，见亭中坐了一位女同学，正静静翻看手里的书，微风吹过，撩起她前额的发丝。

一时心中起了兴致，我借机抽身，朝她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