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发上的毯子被搅成一团，皱巴巴地堆在扶手边，像一团揉碎了的夜色。事后，李砚初扯过那条毯子，轻轻盖在两人交叠的身体上。他不舍得分开，就这样紧紧地抱着贺植远，下巴抵在他肩窝里，呼吸一下一下地拂过后颈。
“宁园的工期是一年，”李砚初的声音很低，带着事后的慵懒和一种少见的温柔，“到时候我外公会回国，那是他唯一的愿望了。”他说话的时候嘴唇几乎贴着贺植远的耳廓，“到时候我就把你介绍给外公，好不好？”
“好。”贺植远答应着。
如果没有柳玉如，他是真的想见一见李砚初的家人。想见一见那个在报纸上读过事迹的老人，想认认真真地向他承诺，以后会好好照顾李砚初。
可惜没有如果。
这个字像一根刺，扎在他胸腔里最柔软的地方。柳玉如的存在是一面墙，横在他所有的“想”和“能”之间。他答应得那样干脆，是因为他知道，这个“好”字说出口的时候，就已经是谎言了。可他舍不得让李砚初失望。李砚初难得这样柔软，像一只卸下了所有防备的兽，把最脆弱的腹部暴露在他面前。他怎么忍心推开。
“他很喜欢你的设计，一直在我面前夸你。”李砚初的声音里带着笑意，他已经记不清外公夸了多少次了，说有巧思，说有意境，说现在的年轻人很少有这样的耐心了。最重要的是那颗玉兰树，被框在每一扇窗景里，春天的时候，无论站在哪个房间，都能看见一树白玉兰。外公说，那是他见过最温柔的设计。
贺植远弯了弯唇角，那种被认可的滋味让他心里涌起一阵暖意。做设计的人，最怕的不是被批评，是无人懂得。外公懂他，这让他觉得奇妙，也让他觉得遗憾，如果他的人生能简单一些，该多好。
“我在一些报纸上听过他的事迹，”贺植远说，“他一直在寻找你的外婆，对么？”
李砚初沉默了几秒，空气忽然变得很安静，安静到能听见窗外偶尔驶过的车声。毯子下面的身体贴在一起，心跳隔着胸膛传过来，一下一下，沉稳而真实。
“嗯，”李砚初终于开口，“他们在那个年代走散了。”他的声音放得很轻，像在讲一个不该被太多人听见的故事，“最后一封信是从美国寄给他的，从那以后，我外公就定居在那封信的地址上了，一生都没离开过。”
贺植远听到的那一刻，心口猛然揪紧了一瞬。找了一辈子也没有找到，那该多绝望。他想象不出来。一个人守着最后一封信的地址，日复一日地等，年复一年地望，把余生的每一天都活成一场没有回音的等待。这该是怎样的执念，又是怎样的苦。
“一点线索都没有吗？”贺植远抱着一丝希望问道。他知道答案多半是否定的，可他还是问了。也许这世上总有一些奇迹，总有一些久别重逢的故事，会降临在那些不肯放弃的人身上。
“时间太久远了。”李砚初摇了摇头，声音里没有太多情绪，那是外公一辈子的心事，也是李砚初从小看着长大的遗憾。有些东西，不说，不代表不重。
贺植远无言地望向窗外。夜色很深，远处有几盏零星的灯火，像是坠落在人间的星星。他忽然明白了，原来沈慕谦对宁园寄托了这么沉重的情感。那不是一座园林，那是一座墓碑，一封没有寄出的信，一个老人用一座园子锁住了一生的执念。
他忽然觉得那棵玉兰树更重了。
---
再次站在宁园门前，是项目开工仪式的那天。
天有些阴，云层压得很低，像一块灰色的绒布蒙在城市上空。方顺站在一群媒体人的镜头前，西装笔挺，笑容得体，正式宣布宁园修缮项目开工。闪光灯此起彼伏，咔嚓声像一场急促的雨。
贺植远没有站在人群中间。他一个人走进了宁园里面，皮鞋踩在青石板路上，发出清脆的声响。他望着这座即将被翻新、被重新定义的园林，心里忽然涌起一股说不清的酸涩。这座园子承载了太多东西，一个老人的一生，一段没有结局的爱情，一棵玉兰树的四季轮回。
他拿出手机，拍了几张照片。
那颗玉兰树过了花期，花朵儿已经全面凋零了，取而代之的是又宽又大的叶子，绿油油的，在灰蒙蒙的天光下显得格外有生命力。贺植远仰头看了一会儿，心想，明年春天的时候，宁园应该已经变了一个样子。那时候的玉兰树还会开花，可站在树下看花的人，已经不一样了。
项目正式动工之后，贺植远开始频繁地往宁园的工地上跑。
六月末的天气热得不像话，太阳毒辣辣地挂在头顶，连空气都被晒得发软。工地上没有遮阴的地方，灰尘和噪声搅在一起，扑在脸上、钻进衣领里、落在头发上。贺植远每天都要在现场盯上大半天，和施工队对接图纸上的细节，调整那些只有他看得出来的偏差。往往一天下来，白衬衫上全是灰扑扑的印子，领口和袖口更是脏得不成样子。
再加上是夏天，随便动一动就是一身汗。贺植远怕热，偏偏又爱穿浅色衬衫，白的、米白的、浅灰的。那些衬衫被汗水洇湿之后，紧紧贴在他身上，勾勒出腰背的线条。薄薄的布料底下，粉色的肌肤若隐若现，像裹了一层半透明的糖纸。
李砚初每次看到他这副模样，都觉得贺植远是故意的。
其实贺植远哪有心思故意勾引谁。他累得连话都不想说，回到家只想冲个澡倒头就睡。可他不知道的是，他弯腰换鞋时衬衫下摆从裤腰里滑出来，露出一截腰线；他抬手擦汗时袖口绷在手臂上，透出底下匀称的肌肉轮廓，这些画面落在李砚初眼里，每一帧都像慢镜头，烧得他喉咙发干。
今天也不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