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白天，她出奇地精神。
早上护士来量体温的时候，她自己坐起来了。不用人扶，没有头晕，没有恶心。她把被子叠好，枕头摆正，甚至下床去了一趟卫生间。回来的时候，她在走廊里站了一会儿，看了看窗外的雪。
雪下了好几天了，地上积了厚厚一层。
“今天雪停了。”她说。
“嗯。”
“我想出去看看。”
“外面冷。”
“就站一会儿。”
我帮她穿上外套。那件灰色的风衣，她回来的那天穿的。兜里还揣着那张照片——十七岁，梧桐树下，面无表情的她，笑得很傻的我。
我帮她系好扣子。她的手够不太到最上面那颗，我弯下腰，一颗一颗扣上去。
“你好像我妈。”她说。
“你妈才不给你系扣子呢。你妈给你煮面。”
“你也煮面。”
“我煮的没你妈好吃。”
“你煮的好吃。”
她站在病房门口，看着我，眼睛里有光。
不是小夜灯的光，不是窗外雪地的反光，是她自己眼睛里的光。
那种光，我已经好几天没见过了。
“林听雪。”
“嗯。”
“今天天气真好。”
天气真好吗？
天还是灰的，云还是厚的，雪虽然停了但风还在吹。树枝上挂着冰凌，路面结着薄冰，走在上面要很小心。
但我没说这些。
“嗯，真好。”我说。
左眼没跳。
因为这一句，我没有骗她。
上午九点，医生查房。
主治医生姓顾，四十多岁的女人，戴着金丝眼镜，说话很快。她站在夏常安床前，翻了翻病历，看了看检查结果，眉头皱了一下。
那个皱眉的幅度很小，如果不是一直在看她的脸，根本注意不到。
但我注意到了。
“夏常安，你今天感觉怎么样？”
“挺好的。”夏常安说。“不恶心，不晕，有力气。”
顾医生点了点头，在本子上写了什么。
“指标呢？”我问。
顾医生看了我一眼，合上病历本。
“我们出去说。”
“不用出去。”夏常安说。“就在这儿说吧。她听得，我也听得。”
顾医生犹豫了一下。
“肝功能指标比上周又差了。”她说。“胆红素在升，白蛋白在降。肿瘤标志物的数值……”
她停了一下。
“在上升。”
在上升。
靶向治疗没有控制住。
癌细胞在扩散。
“换方案呢？”我问。
“可以换，但效果不好说。”顾医生说。“她的肝功能太差了，很多药不能用。用了可能不是治癌，是伤肝。”
“那怎么办？”
顾医生看着夏常安。
夏常安看着窗外。
窗外没有雪，没有太阳，只有灰蒙蒙的天和光秃秃的树枝。
“我们尽力。”顾医生说。
尽力。
这两个字，我从小说里读到过，从电影里听到过。每一次都觉得很感人。
此刻只觉得残忍。
因为你“尽力”，但你做不到。
你做不到还说什么“尽力”？
医生走了之后，病房里很安静。
老太太出去做检查了，靠窗的床位还是空着。
夏常安坐在床上，两只手放在被子上。
“常安。”
“嗯。”
“你还好吗？”
“还好。”
“你骗人。”
“这次没骗你。”她转过头，看着我。“我真的还好。早就知道的结果，没什么好不好的。”
她伸出手，握住了我的手。
她的手今天竟然有一点暖。
“林听雪。”
“嗯。”
“你今天别走了。”
“我不走。”
“我不是说你今天不走。我是说——你今天别走了。一直在这儿。我想睁眼就能看见你。”
“好。”
“你保证？”
“我保证。”
她笑了。
那个笑容很轻，像雪落在手心里，还没来得及看清就化了。
下午，她说想吃草莓。
“草莓？现在不是季节。”
“超市有卖的。”
“外面冷，你别出去。”
“你去买。”
“我去了你一个人——”
“我不是一个人。”她说。“护士在，老太太也在。你去吧，我等你。”
我犹豫了很久。
“你快去快回。”她说。“我想吃。”
她很少说“我想吃”。
从住院到现在，她从来没主动要过任何东西。不打止痛针，不吃安眠药，不加餐。护士问她想吃什么，她说“随便”。我问她想吃什么，她说“你做什么我吃什么”。
今天她说“我想吃草莓”。
我不能拒绝。
我穿上外套，出了门。
医院外面的风很大，吹在脸上像刀子。地上的雪被踩实了，滑，我走得很慢。
最近的超市离医院两条街。我走了一条街的时候，突然停下来。
不对。
她从来不吃草莓。
以前在出租屋里，夏天草莓最便宜的时候，我买过一盒。她吃了一颗，说“太酸了”，然后全让我吃了。
她不喜欢草莓。
那为什么突然想吃草莓？
我心里有什么东西猛地揪了一下。
我转身往回跑。
雪地很滑，跑了两步差一点摔倒。我站稳了，继续跑。
风灌进领口，冷得骨头疼。
但我顾不上。
两条街。
我跑了不到五分钟。
电梯太慢了，我爬楼梯。
三楼。
走廊很长，白色的灯，白色的墙，白色的地。
我跑到病房门口，推开门——
她在。
夏常安在床上。
靠窗那个空着的床位，有人了。
一个老人，插着管子，旁边坐着他的家人。
老太太也回来了，躺在床上，闭着眼睛，不知道睡着还是醒着。
中间那张床上，夏常安靠着枕头，在看窗外。
听见门响，她转过头。
“草莓呢？”
我没回答。
我走过去，站在床边，喘着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