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中考试的成绩在三天后出来了。

苏念考了年级第十八名。不算好，也不算差，比她平时的排名掉了十名左右。语文发挥正常，英语比平时低了七八分，数学考得最好——年级第三。

李玉川看到成绩单的时候，嘴巴张成了一个标准的O型。

“苏念你数学考了年级第三？你不是说你考试的时候肚子疼吗？”

“肚子疼又不影响脑子。”苏念把成绩单折了两折，塞进抽屉。

“那你也太变态了吧——”李玉川说到一半，忽然意识到“变态”这个词在女生面前不太合适，赶紧闭上了嘴。

苏念倒是不在意，她的注意力在另一件事上。

成绩单的最下面，有一行小字：“本次考试缺考及异常情况登记。”

异常情况那一栏，写着一个人的名字。

新斯年。数学缺考。

苏念盯着那行字，看了五秒钟。

新斯年数学缺考？他明明坐在考场里，明明交了卷子——不对，她不确定他有没有交卷子。考试的时候她坐在前排，他在最后一排，她看不到他交没交卷。

她转过头，看向最后一排。

新斯年不在座位上。

他的桌子空着，椅子推进去了，桌面上什么都没有。没有课本，没有笔，没有那个贴着树叶贴纸的计算器。干干净净的，像从来没有人坐过。

“李玉川，新斯年呢？”

李玉川正在吃薯片，被问得一愣：“谁？”

“新斯年。”

“哦，他啊，”李玉川嚼着薯片，含混不清地说，“不知道，好像第三节课就走了吧。”

第三节课。那是最后一节。

苏念拿出手机，给新斯年发了一条消息：「你数学怎么缺考了？」

消息发出去之后，屏幕上方显示了“已读”两个字，但一直没有人回复。

她等了五分钟。

十分钟。

十五分钟。

下课铃响了，她站起来，走到走廊上，拨了那个号码。

电话响了三声，被挂断了。

苏念握着手机，站在走廊上，风吹起她的帽檐。她眯着眼，看着操场——足球场上有人在踢球，看台上有人在聊天，一切都很正常。

除了新斯年不在。

除了他挂断了她的电话。

她不知道的是，新斯年此刻正坐在市人民医院骨科走廊的长椅上。

他的手里攥着一张挂号单，挂号单被他攥得皱皱巴巴的，上面的字迹有些模糊了。他在这里坐了快一个小时了，从第三节课下课就开始等，等顾医生下班。

他不想让人知道他来了医院。不想让苏念知道，更不想让她知道他在查什么。

他挂断苏念的电话，不是因为不想接，是因为他怕自己一开口就会说漏嘴。他不是一个擅长撒谎的人——在苏念面前，他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很糟糕的撒谎者。每一次说“顺路”，每一次说“买多了”，他的耳朵都会出卖他。

所以他选择不接。

不接就不会说漏嘴。

他坐在长椅上，双手撑在膝盖上，低着头。走廊里的人来来往往，有拄着拐杖的老人，有抱着孩子的父母，有推着轮椅的护工。空气里弥漫着消毒水的味道，和那天他站在洗手间门口闻到的一样。

“新斯年？”

他抬起头。

顾医生站在他面前，手里拿着一沓病历本，金丝眼镜后面是一双温和的眼睛。

“你是……苏念的同学？”顾医生认出了他。上周新斯年来过一次，问了苏念的病情。顾医生本来不应该告诉他的——病人隐私，不能随便跟外人说。但新斯年站在他办公室里，从头到尾没有说“请告诉我”，没有说“我真的很担心”，没有说任何一句请求的话。

他只是站在那里，一句话都不说，眼眶是红的。

顾医生看着那双眼睛，想起了自己年轻时候的样子。他叹了口气，给新斯年倒了一杯水，然后告诉了他能说的部分。

“她又来复查了吗？情况怎么样？”新斯年站起来，声音有点紧。

顾医生看了他一眼，沉默了两秒，然后说：“你是她男朋友？”

新斯年的手指微微蜷了一下。“同学。”

顾医生没有追问。他见过的家属比病人还多，什么关系的都有，什么表情的都有。眼前这个少年，说是“同学”，但那个表情骗不了人——那是一种比大多数家属还要深的恐惧。

“她还没决定要不要化疗，”顾医生说，“我上次跟她谈过，她说再给她一周时间。”

一周。新斯年在心里算了一下，从上次复查到今天，已经过去六天了。

“如果她不化疗呢？”他问。

顾医生摘下眼镜，用眼镜布擦了擦镜片。这个动作他做了无数次，但这一次，他擦得很慢。

“如果不化疗，保守估计，三到六个月。”顾医生重新戴上眼镜，看着新斯年，“如果化疗，再加上手术，五年生存率大概在百分之六十到七十。但苏念的情况比较特殊——病灶的位置不太好，靠近关节，手术的难度比较大。”

五年生存率。

新斯年在心里默念着这五个字。

百分之六十到七十。

听起来不低。但那是五年。五年之后呢？十年？二十年？他不敢想。

“她会化疗吗？”他问。

“我没办法替她做决定，”顾医生说，“这取决于她自己，也取决于她的家人。”

新斯年站在走廊里，阳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他脚边，明晃晃的，刺得人眼睛发酸。

他低下头，看着自己的影子。

影子很瘦，很长，像一个问号。

那天晚上，苏念回到家，发现家里多了一个人。

她妈妈坐在沙发上，对面坐着一个陌生男人。四十多岁，穿着深色的夹克，头发梳得整整齐齐，手里拿着一个公文包。

“苏念，回来了？”她妈妈站起来，脸上的表情有点奇怪，“这是李叔叔。”

“李叔叔好。”苏念换鞋，把书包放下来，走进客厅。

李叔叔站起来，朝她笑了笑。那笑容很客气，但苏念总觉得哪里不对——不是笑容不对，是气氛不对。她妈妈的表情太紧张了，像是在等什么判决。

“苏念，李叔叔是妈妈的朋友，”她妈妈拉着她在沙发上坐下，“他今天来，是想跟你说一件事。”

苏念看着李叔叔，又看了看她妈妈，忽然明白了什么。

“妈，你是要——”

“不是不是！”她妈妈赶紧摆手，脸红了，“李叔叔是律师！”

律师。

苏念的心沉了一下。

“苏念，”李叔叔打开公文包，从里面拿出一沓文件，“你妈妈委托我帮她起草一份遗嘱。”

遗嘱。

这两个字像一颗石子投进了平静的湖面，涟漪一圈一圈地荡开。苏念的手指微微收紧，放在膝盖上，一动不动的。

“妈，你写遗嘱干什么？”她的声音比她预想的要平静得多。

她妈妈低下头，沉默了好一会儿。

“念念，”她抬起头，眼眶红了，“妈上个月去医院体检，查出来乳腺有个结节。医生说需要做穿刺，看看是良性还是恶性。”

苏念的脑子“嗡”了一下。

“如果是不好的，”她妈妈的声音有些发抖，“妈想提前把后事安排好。你一个人，妈不放心。”

一个人。

她妈妈以为她是一个人。

她不知道她的女儿也在藏着同样的秘密，也在偷偷地写遗嘱，也在数着日子一天一天地过。

苏念看着她妈妈——那个每天早上六点起床给她做早饭的女人，那个在超市站十个小时、一个月挣三千块的女人，那个头发已经白了一半、却从没染过的女人。

她忽然觉得自己很残忍。

她一直以为自己是在保护妈妈，不让她担心，不让她崩溃，不让她在辛苦的生活之外再承受更多的痛苦。可她没有想过，妈妈也在保护她。妈妈查出乳腺结节，没有告诉她，一个人扛着，直到今天——直到不得不面对最坏的可能，才请了律师来家里。

她们都在保护对方。

都在说谎。

都在假装一切都好。

“妈，”苏念伸出手，握住了妈妈的手。妈妈的手很粗糙，指腹上有厚厚的茧，是指南针——不对，是收银台前常年扫码磨出来的茧。

“你去穿刺了吗？”苏念问。

“还没有。”

“为什么不去？”

她妈妈低着头，声音很小：“我怕。”

苏念看着妈妈花白的头顶，忽然很想哭。她想起自己拿到报告单的那天，一个人蹲在医院门口喘不过气，也是因为怕。怕疼，怕死，怕妈妈知道，怕自己扛不住。

怕的东西太多了，多到不敢往下想。

“妈，我陪你去。”苏念说，声音有点哑。

她妈妈抬起头，眼眶红红的，看着自己的女儿。

“你还要上学——”

“请假。”苏念握紧了妈妈的手，“妈，你陪了我十七年，我陪你去一次医院，怎么了？”

她妈妈的眼泪终于掉了下来。

苏念伸出手，把妈妈脸上的眼泪擦掉。她的手指在妈妈粗糙的皮肤上滑过，感觉到那些岁月留下的沟壑和纹路。

“妈，别怕。”她说。

这句话她说给妈妈听，也说给自己听。

别怕。

不管结果怎么样，别怕。

李叔叔在旁边安静地坐着，看着这对母女，没有打扰。他从业二十多年，见过太多因为来不及安排而留下遗憾的家庭。他今天来，本是想帮苏念的妈妈起草一份遗嘱——如果最坏的结果发生，至少要保证苏念的生活有着落。

但现在他看着苏念握着妈妈手的画面，忽然觉得，也许不需要了。

不是因为遗嘱不重要。

是因为这个十七岁的女孩，比他想的有力量。

晚上，苏念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

她拿出日记本，翻到最新的那一页。

“Day 21。今天知道了一件事：我妈也在说谎。她的乳腺长了结节，可能是癌。她没告诉我，一个人扛着，和我想瞒她一样。”

她写到这里，停了一下。

“原来我们是同一类人。都觉得对方扛不住，都觉得自己应该扛。都在说谎，都以为对方不知道。”

“我不想她有事。我不想她和我一样，每天早晨对着镜子练习笑，每天偷偷吃药，每天在日记本上写遗嘱。”

“如果她的结果是好的，我就告诉她我的事。如果她的结果是不好的——那我就再等等。”

“等她好了再说。”

“等她有力量承受的时候再说。”

她合上本子，关了灯。

黑暗中，她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

她在想，如果妈妈真的也生病了，她们家该怎么办。两个人，两个病人，一份三千块的工资，一个没有存款的家庭。化疗要钱，手术要钱，靶向药一个月好几千，止痛药虽然不贵但天天吃也是一笔开销。

她闭上眼睛。

不敢想了。

第二天早上，苏念起得比平时晚了一些。

昨晚失眠到凌晨三点，好不容易睡着，又被右腿的疼痛疼醒了两次。她看了一眼手机，已经六点四十了。

她猛地坐起来，眼前黑了一下，她扶着床头柜等了几秒，视线才慢慢清晰。

她以最快的速度洗漱、换衣服、戴帽子、收拾书包。

出门的时候，她已经迟了十分钟。

她以为新斯年已经走了——七点十分，他一般只等她五分钟，如果她没下来，他就会先去学校。

可推开单元门的时候，新斯年还站在那里。

他靠着梧桐树，手里提着纸袋，和每一天一样。看到苏念出来，他看了一眼手表，没有说话。

“你怎么没走？”苏念喘着气跑过去。

新斯年把纸袋递给她。

“腿短，走得慢。”他说。

苏念接过纸袋，打开。今天是一个三明治——全麦吐司，夹着煎蛋、生菜、火腿片，切成两个三角形，用保鲜膜包得紧紧的。

她咬了一口，煎蛋还是热的。

“你怎么知道我什么时候下来？”她一边嚼一边问，“万一我今天不下来了怎么办？”

新斯年看着她，面无表情地说：“你会下来的。”

“你怎么知道？”

“因为你没跟我说不来。”

苏念愣了一下。

她忽然想到，这十几天来，她从来没有跟他说过“明天不用来了”。每天早上，她都会下楼，他都会在。不需要确认，不需要提醒，不需要任何形式的约定。

这是一种默契。

一种不需要说出口的、心照不宣的、两个人都在用行动默默遵守的约定。

她低头咬了一口三明治，把脸藏在帽檐后面。

“新斯年。”她说，嘴里含着东西，声音含混不清。

“嗯。”

“你今天怎么不问我为什么迟到？”

新斯年沉默了两秒。

“你不想说的时候，不用跟我说。”他说。

苏念的脚步顿了一下。

她偏过头，看着新斯年的侧脸。晨光打在他脸上，他的轮廓清晰得像一幅素描——高挺的鼻梁，微微抿着的嘴唇，还有那双不管怎么假装冷漠都藏不住温度的眼睛。

“新斯年，”她说，“你这个人真的很奇怪。”

“哪里奇怪？”

“你对别人都冷冷的，对我——”

她停住了。

对我怎么样？她不知道该用什么词。好？太好了。温柔？太温柔了。在乎？太在乎了。

但他说不出口，她也说不出口。

“对你什么？”新斯年看着她，耳朵已经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