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一早晨，郁桑到学校的时候，升旗仪式还没开始。

操场上已经站满了人，各班按照指定的位置排成方阵，深蓝色的校服在灰蒙蒙的天空下连成一片，像一片沉默的海。十一月中旬的风已经有了冬天的意思，吹在脸上像细小的刀片，一下一下地割着露在外面的皮肤。郁桑把校服拉链拉到最上面，领子立起来，缩着脖子快步走向自己班级的队伍。

方远已经在了，站在队伍中间的位置，手里拿着一袋豆浆，正用吸管戳着封口。看到郁桑过来，他把豆浆袋子举起来晃了晃：“你吃了吗？我多买了一杯，给你。”

郁桑摇了摇头，从方远手里接过豆浆，豆浆还是热的，透过薄薄的塑料袋传到手心里，暖洋洋的。他用吸管戳开封口，喝了一口，是甜的，甜得刚好，不是那种加了糖精的齁甜，是豆浆本身的甜味被温度放大之后的清甜。

“你早上几点起的？”方远问。

“六点四十。”

“那你出门挺早的。”

郁桑没说话。他今天早上确实起得很早，不是因为闹钟响了，是因为他根本没有睡好。昨天晚上他从画室里把那箱东西搬回了房间，坐在床上，把纸箱打开，把里面的东西一件一件地拿出来。几本画册、几张照片、一封信。他没有看那封信，但他看了那些照片。照片上的他很小，六七岁的样子，站在海边，手里拿着一个蓝色的塑料铲子，身后的海水很蓝，天空很蓝，他妈蹲在他旁边，一只手搭在他肩上，笑得很温柔，他爸站在他们后面，手插在口袋里，也在笑。

那时候他爸还会笑。

他把那些照片重新放回纸箱里，把纸箱塞到床底下，然后躺下来，盯着那个歪掉的灯罩。窗外没有月光，因为今天是阴天，乌云把整片天空都遮住了，一丝光都透不进来，整个房间黑得像一个密封的盒子。他在那个盒子里睁着眼睛，不知道什么时候睡着的，也不知道睡了多久，只知道闹钟响的时候，他的右眼肿得更厉害了，嘴角的痂又裂开了一道小口子，枕头上有几滴干掉的血迹。

他在镜子前站了一会儿，然后用冷水洗了脸，涂了药膏，把校服拉链拉到最上面，遮住脖子上那些还没消退的痕迹，出了门。

升旗仪式开始了。

国歌响起来的时候，全场安静了。郁桑站在队伍中间，看着国旗在旗杆上缓缓上升，被风吹得猎猎作响，在灰蒙蒙的天空中显得格外鲜红。他跟着唱了几句国歌，声音不大，混在全班的声音里，像一滴水落进了海里。

然后是校长讲话。校长姓周，五十多岁，头发花白，讲话的时候喜欢用手比划，像一个在指挥乐队的指挥家。他今天讲的是期中考之后的学习安排，语气很严肃，说“高二是关键的一年，你们要抓住每一天，不能松懈”。郁桑听着那些话，觉得很有道理，但那些道理像隔着一层玻璃，他看得见，听得见，但摸不着。

他的注意力从校长的讲话上飘走了，飘到了徐漾身上。徐漾站在他前面两排的位置，脊背挺得很直，站姿端正，像一棵被种在操场上的白杨树。他的后脑勺的头发剪得很整齐，发尾在领口上方形成了一个干净的弧度，校服的领子平整地翻在脖子两侧，露出一小截后颈的皮肤，被晨光照得很白。

升旗仪式结束的时候，人群开始往教学楼移动。郁桑被拥挤的人流推着往前走，肩膀被人撞了一下，右肩，刚好是被孟良他们打过的那一边，疼得他皱了皱眉。他没有回头看是谁撞的，加快脚步走进了教学楼。

第一节是英语课。

林老师今天讲的是定语从句，她在黑板上写了一个例句，然后用彩色粉笔把先行词和关系词圈了出来，画了两条线连在一起，像一张彩色的蜘蛛网。郁桑在笔记本上把那个例句抄了下来，把先行词和关系词也圈了出来，用红笔画了两条线。

林老师讲完语法点之后让大家做练习。郁桑低头看着课本上的选择题，第一题选which还是that？他把定语从句的规则在脑子里过了一遍——先行词指人用who或whom，指物用which或that，在从句中作主语用who或which，作宾语用whom或which或that，在限制性定语从句中that可以指人也指物——

他的脑子乱了。

不是因为他没记住，是因为规则太多了，像一团被打乱的线团，每一条线他都认识，但他找不到线头在哪里，不知道从哪一条开始理。

他拿起笔，随便选了一个答案，然后翻到课本后面的参考答案，发现错了。他又看了那个例句，把规则重新理了一遍，然后重新选了第二题，这次对了。他花了十五分钟才做完五道选择题，对了三道，错了两道。他把那两道错题抄到了错题本上，在下面写了错因分析，又把它放回了书包里。

下课的时候，方远从前排转过来，趴在郁桑的课桌上，用一种“我有大事要宣布”的表情看着他。

“你听说了吗？这周五学校要搞什么‘校园文化节’，每个班都要出一个节目，咱们班好像要搞什么朗诵比赛，李老师让我们全班都参加。”

“朗诵比赛？”郁桑皱了皱眉。他讨厌这种集体活动，讨厌站在台上被所有人看着，讨厌那些目光落在他的脸上、身上、每一个角落里，像是在审视一个需要被评判的展品。

“对啊，好像是朗诵什么诗，现代诗，李老师说每人都要上台，一个都不能少。”

徐漾也抬起了头：“全班都上台？”

“全班都上，”方远点了点头，“李老师说这是班级凝聚力的体现，每个人都要参与，谁都不能请假。”他看了郁桑一眼，“你也跑不掉。”

郁桑低下头，没有说话。他不怕站在台上，他怕的是站在台上的时候，所有人都能看到他脸上的伤。嘴角的痂还没掉完，右眼眶的青紫在灯光下无所遁形，像一块被贴错了位置的标签，上面写满了“这个人有问题”。他不想让那些人看到这些，不想让他们在台下交头接耳，用那种“他怎么了”的眼神互相传递着只有他们自己懂的信息。

但他也没有办法请假。他总不能跟李老师说“我脸上的伤太丑了，我不想上台”，那比上台更丢人。

“朗诵什么诗？”徐漾问。

“不知道，李老师说下午班会课会发稿子，让我们先熟悉一下。”方远说完，转了回去。

下午班会课，李老师果然拿着厚厚一沓打印纸走进了教室。她把打印纸发到每个人手上，郁桑拿到了一张，低头一看，是徐志摩的《再别康桥》。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

他看着这行字，在纸上停了两秒。这首诗他在初中的时候学过，当时没觉得有什么特别的，就觉得押韵，读起来顺口。但现在再看这第一句，他忽然觉得这里面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像是一个人站在一个他要离开的地方，想说点什么，但又怕说太多了，所以只说了一句“轻轻的”，然后就不说了。

李老师在讲台上说：“这首诗大家都很熟悉，朗诵的时候不需要太夸张，保持自然，读出那种淡淡的离愁就可以了。每个人都要上台，站成一排，每个人读两句，按学号的顺序来。”

郁桑的学号是全班最后一名。他会是最后一个读的人。

“今天先不排练，”李老师说，“大家先回去熟悉一下稿子，明天下午自习课我们排练。周五下午的校园文化节上，我们班就表演这个节目。”

班会课结束后，郁桑把那张打印纸折了两折，塞进了笔记本里。他和徐漾一起走出教学楼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十一月的天黑得早，下午五点多钟，太阳就沉到了教学楼的后面，只在西边的天空上留下一片橘红色的残光。

“你今天晚上怎么安排？”徐漾问。

“回家，”郁桑说，“写作业，复习。”

“你一个人？”

郁桑点了点头。他爸昨天发了一条消息说出差还没回来，大概要下周才能回。这意味着这周他还是一个人，一个人吃饭，一个人写作业，一个人躺在床上盯着那个歪掉的灯罩。

“那你到家了给我发个消息。”徐漾说。

郁桑又点了点头。两个人走到校门口的时候，分开了，一个往左，一个往右，影子在路灯下被拉得很长，然后渐渐消失在对方的世界里。

周二，一切照旧。早上上课，中午吃饭，下午上课，放学回家。郁桑觉得自己像一台被设定了程序的机器，到了什么时间就做什么事，不需要思考，不需要感受，只需要按部就班地运转。他把那首《再别康桥》读了几遍，试着背了一下前四句，背下来了，但读到“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的时候，他的脑子里出现了一个画面——河畔的金柳，夕阳中的新娘，这两个意象放在一起，让他的心跳快了半拍。他不知道那是为什么，也许是徐志摩写得太好了，也许是他的脑子在自动把某些他不敢想的东西翻译成了诗句里模糊的、安全的比喻。

周三下午，排练。

全班四十二个人站在讲台前，按照学号排成一排。郁桑站在最后一个位置，左边是一个戴眼镜的男生，他不怎么说话，两个人之间隔了一个人的距离，谁都没有看谁。

李老师站在讲台上，手里拿着稿子，一句一句地带大家读。

“大家注意节奏，不要太快，也不要太慢，这首诗的节奏是很舒缓的，像是在跟一个人慢慢地告别。”

第一个同学开始读了，声音有点紧张，读得很快，像在赶火车，李老师打断了他，让他重来。第二个同学读得好一些，但声音太小，像蚊子哼哼，李老师让他大声一点。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轮到徐漾的时候，郁桑的心跳快了半拍。

徐漾站在前面，手里拿着稿子，清了清嗓子。

“那榆阴下的一潭，不是清泉，是天上虹。”

他的声音不大，但很稳，像是经过了很长时间的准备，每一个字的发音都很标准，每一个停顿都恰到好处。他读完之后，李老师点了点头，给了他一个“不错”的眼神。

然后，轮到了郁桑。

他看着稿子上的最后四行字，深吸了一口气。

“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