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一。老师讲过,但当时没怎么用。后来做题做多了,发现这个方法在很多地方都能用,就记住了。”
“你记住了所有的方法?”
“没有。我记住的是‘在什么时候用什么方法’。方法不重要,重要的是知道什么时候该用。”
郁桑把这句话写在笔记本的最后一页,用红笔,字写得很小,但每一笔都很用力,力透纸背,好像在把这句话刻进纸里,也刻进自己的脑子里。
方远的消息又来了,这次是一条语音。郁桑点开,方远的声音从手机里传出来,很大声,大到在安静的房间里像一声炸雷——“我到了!你家楼下!开门!”
郁桑站起来,走到窗边,拉开窗帘。方远站在小区门口的桂花树下,穿着一件亮橙色的羽绒服,手里提着一个保温袋,正在抬头往上看。他看到郁桑出现在窗口,举起保温袋晃了晃,然后朝单元门的方向跑了过来。
“方远来了,”郁桑转过身看着徐漾,“他带了红烧肉。”
“你不是说我们出去吃吗?”
“他说他到了。”
徐漾笑了一下,站起来,把大衣从衣架上取下来,穿上。他把围巾在脖子上绕了两圈,这一次系紧了,把下巴也包住了,只露出眼睛和额头。他看着郁桑,郁桑看着他,两个人站在书桌的两边,中间隔着还没收拾的课本、卷子、笔记本,和那支笔尖朝上、安静地等待着被再次使用的黑色钢笔。
“下去吧,”徐漾说,“别让他等。”
两个人下了楼。楼梯的声控灯亮了,橘黄色的光照着他们下楼的脚步。方远已经在门口了,门铃还没按,因为门已经从里面被打开了——郁桑下楼的时候顺便开了门,冷风从门外灌进来,吹得他眯了眯眼。方远站在门口,穿着一件亮橙色的羽绒服,手里提着一个保温袋,鼻尖冻得通红,脸上带着一种“我来了快让我进去外面好冷”的表情。
“你家好难找!”方远一边换鞋一边抱怨,“我上次来过一次,这次又走错楼了,绕了一大圈才找到。你们小区的楼长得都一样,我分不清哪栋是哪栋。”
“你上次不是来过了吗?怎么还会走错?”
“上次是漾哥带我来的,我跟着他走,没记路。这次自己来,就迷路了。这说明我不是路痴,我是需要有人带。有人带我就不会迷路,没人带我就会迷路。这不是我的问题,是路的问题。”
郁桑觉得他这个逻辑和他所有的逻辑一样,听起来有道理,细想全是漏洞,但他不想细想,因为方远已经把保温袋放在餐桌上,拉开了拉链,从里面掏出了一个饭盒。饭盒是保温的,不锈钢的,盖子一打开,红烧肉的香味就从里面涌了出来,混着酱油、冰糖、八角、桂皮的味道,浓得化不开,在冷空气中凝成一团看得见的热气,像一朵小小的、正在慢慢散开的、棕色的云。
“我妈今天做的比昨天还好吃,”方远把饭盒推到郁桑面前,“你尝尝,肥而不腻,入口即化。”
郁桑夹了一块放进嘴里,肉在嘴里化开了,肥而不腻,瘦而不柴,甜咸适中,比他昨天吃到的还要好吃。他嚼了两下咽了,说了一句“好吃”,不是客套,是真的觉得好吃。方远笑了,笑得很满足,好像这盒红烧肉是他自己做的、自己炖的、自己从家里端过来的。他又从保温袋里掏出一个饭盒,打开,是米饭,满满一盒,压得很实,米饭上面撒了黑芝麻,像一盘被精心布置过的、等待被吃掉的小型景观。
“你吃了吗?”郁桑问。
“吃了,我在家吃了两碗,这是给你带的。”
“你吃了两碗还能再吃吗?”
“能,我什么时候都能吃。”
方远从保温袋里又掏出了一双筷子,掰开,夹了一块红烧肉塞进嘴里,嚼了两下,眼睛亮了起来,竖起大拇指,含混不清地说了一句“绝了”,然后继续嚼。
三个人围坐在餐桌前。郁桑吃了大半盒米饭,把红烧肉也吃了大半。徐漾吃了一碗米饭,吃得不快不慢,每一口都嚼很久。方远又吃了一碗,吃完了靠在椅背上,摸了摸肚子,发出一声满足的叹息。他看着郁桑,又看了看徐漾,用那种发现了什么不对劲的、但具体哪里不对劲又说不上来的语气说了一句:“你们今天真的不太一样。”
“哪里不一样?”徐漾问。
“说不上来,”方远挠了挠头,“就是感觉你们之间的空气跟以前不一样了。以前你们坐在一起的时候,中间隔着一层什么东西,像有一道看不见的墙。今天那道墙不见了。你们坐在一起的时候,像两个靠在一起的人,不是靠在一起坐,是靠在一起存在。”
郁桑看着方远,觉得这个人有时候说的话不像他自己说的。他平时说话颠三倒四的,逻辑不通,用词不准,但偶尔,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他会说出一些让郁桑觉得他什么都知道、什么都看透了、只是平时懒得说、只在觉得应该说的时候才说出来的话。那些话不多,但每一句都像一把钥匙,能打开一扇郁桑以为关得很紧、没人能打开的门。
方远没有等他们回答。他站起来,把饭盒收进保温袋里,拉上拉链,背上书包,穿上那件亮橙色的羽绒服,拉链拉到最上面。他走到门口,换了鞋,转过身,看着郁桑和徐漾。
“我走了,”他说,“明天图书馆见。”
“明天见。”郁桑说。
方远打开门,冷风从门外灌进来,吹得他的羽绒服鼓了起来,像一个被充了气的、橙色的、正在慢慢变大的气球。他走出门,回过头,看了郁桑一眼,笑了一下。那个笑容不是他平时的那种笑——灿烂的、毫无保留的、像一朵开了花的向日葵。这个笑容更安静,更轻,更像是在说“我知道,但我不说,你放心”。
门关上了。脚步声在走廊里越来越远,声控灯亮了一下,灭了,又亮了一下,又灭了。脚步声消失了。
郁桑站在门口,看着那扇关上的门,站了几秒,然后转过身,看到徐漾正看着他。两个人对视了一眼,都没有说话,但嘴角同时弯了一下。不是因为好笑,是因为方远走了,客厅里安静了下来,安静到可以听到暖气片里的水流声,和两个人站在一起时衣料摩擦发出的细微的、像风吹过树叶一样的沙沙声。
“他还不知道。”郁桑说。
“他会知道的,”徐漾说,“他比你以为的聪明。”
郁桑想了想,觉得徐漾说得对。方远不是不聪明,他是把聪明藏起来了,藏得很深,深到大部分时候他自己都找不到,只在某些需要的时刻,他会从口袋里掏出来,用一下,然后又放回去,继续过他那不需要太聪明就能过得很快乐的日子。
“上去吧,”郁桑说,“作业还没做完。”
两个人上了楼。楼梯的声控灯亮了,橘黄色的光照着他们上楼的脚步。郁桑走在前面,徐漾走在后面,两个人的脚步声在空荡荡的楼梯间里回荡着,一个轻一个重,一个快一个慢,像一首简单的、只有两个音符的、不需要填词就能听懂的曲子。
进了房间,郁桑在书桌前坐下来,继续做物理卷子的最后两道题。徐漾还是坐在地上,背靠着床沿,腿伸直,脚踝交叠着,拿出手机,继续看他没看完的阅读材料。
房间里安静了下来。只有笔尖在纸上移动的沙沙声,和暖气片里偶尔发出的咕噜声。窗外的阳光从窗帘的缝隙里照进来,落在徐漾的肩膀上,把他的大衣照出了一片金黄色的光斑。那片光斑随着太阳的移动慢慢地、几乎察觉不到地从他的肩膀移到了他的手臂上,从他的手臂上移到了他的手上,从他的手上移到了他膝盖上的手机屏幕上,把屏幕上的字照得比平时亮了一些。
郁桑做完了最后一道物理题,对了答案,全对。他把卷子合上,放到一边,拿出英语卷子。英语卷子是三篇阅读理解,他已经做了两篇,还剩一篇。那篇文章是关于一个叫“笑容银行”的公益项目的——志愿者去养老院、孤儿院、医院,陪老人聊天,陪小孩玩游戏,陪病人说话,不收钱,不推销,不传教,就是陪。文章里说,笑容银行的创始人是一个退休的老太太,她说“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不需要钱,需要的是有人对他们笑一笑”。
郁桑读完这篇文章,在“笑容银行”下面画了一条线,在旁边写了一行字——“我也想开一个笑容银行,专门借笑容给那些借了不用还的人。”写完之后他看着这行字,觉得自己最近写的这些东西越来越奇怪了,不像学习笔记,更像日记,不像日记,更像一些他自己也搞不懂为什么要写下来的、没有明确目的和用途的、只是在那个瞬间觉得应该写下来所以就写了的句子。但他没有擦掉,就让它在那里待着,像一个被放错了位置但懒得搬走的家具,占着地方,但也没碍着谁。
他把英语卷子折好,放进书包里,看了一眼时间——下午一点二十。他和徐漾约好两点去图书馆,还有四十分钟。他站起来,伸了个懒腰,脖子发出咔嗒一声,像一台很久没上油的机器被人拧了一下。
“你好了?”徐漾从地上站起来,把手机放进口袋里。
“好了。走吧。”
两个人收拾好东西,背上书包,下了楼。郁桑在玄关换了鞋,把那双客用拖鞋放回鞋柜里,摆好。徐漾站在他旁边,穿上了自己的鞋,系好鞋带,站起来。
“你今天晚上几点走?”郁桑问。
“看你什么时候放我走。”
郁桑看了他一眼,没有说话,打开了门。冷风从门外灌进来,吹得他往后缩了一下。他迈出了门,徐漾跟在他后面,门在身后关上了,锁舌卡进门框的声音在空荡荡的走廊里回荡了一下,然后就消失了。
两个人走在去公交站的路上。十二月的风不大,但冷,是那种干冷,冷到空气里像有什么看不见的东西在扎人的脸。郁桑把校服拉链拉到最上面,把毛衣领子往上拽了拽,两只手插进口袋里。徐漾走在他左边,两个人的肩膀之间隔了不到一拳的距离,不远不近,刚好够在走路的时候手臂偶尔碰在一起。每一次碰到的时候,郁桑的心跳都会快一拍,然后慢慢恢复,然后下一次碰到的时候又快了,像一个永远学不会适应的人,每一次触碰都像第一次,每一次心跳加速都像第一次。
公交站台上有人在等车了。还是那个穿着校服的女生,还是蹲在站牌下面,抱着书包,整个人缩成了一个小团。那个中年男人今天没有抽烟,他站在垃圾桶旁边,两只手插在大衣口袋里,脚在地上不停地跺着,发出有节奏的声响。郁桑和徐漾站在站牌的另一边,等车。公交车来了,郁桑上了车,坐在最后一排靠窗的位置。徐漾没有上车,他站在站台上,手插在校服口袋里,围巾在风中飘着。
车开动的时候,郁桑透过车窗看着他,他举起手,摆了摆。郁桑也摆了摆手,然后车拐了一个弯,徐漾从他的视野里消失了。
郁桑靠在车窗上,戴上手套。先戴左手,再戴右手。手套的掌心那一面有一个被磨得起球的磨损处,他用拇指在那里蹭了一下,粗糙的,扎手的。他闭上眼睛,车晃晃悠悠地开着,发动机的声音像一首低沉的、没有歌词的歌,在耳边反复地、不知疲倦地唱着。他在那首歌里慢慢地放松了身体,肩膀不再绷着,手指不再攥着,呼吸变得平缓而均匀。
他不知道自己在车上睡了多久,只知道醒来的时候,车已经快到站了。窗外的天灰蒙蒙的,看不见太阳,但光线比早上亮了一些。他从口袋里掏出手机,看了一眼时间,一点五十。有一条未读消息,是徐漾发的。
“我到家了。两点见。”
郁桑看着这七个字和一个句号,在公交车晃晃悠悠的光线里笑了一下。他打了两个字——“好的。”发出去之后他又加了一句——“我也快到了。”
车停了,他下了车,走进了那条他每天都走的路。路灯的光在白天是看不见的,只有灯泡本身在灰蒙蒙的天空下发出微弱的、几乎要被天光淹没的黄光。他把手插进口袋里,手套的口袋里的绒毛蹭着他的手背,痒痒的。他加快了脚步,走进小区,经过那棵桂花树,枝丫光秃秃的,在灰白色的天空下像一幅用淡墨画的速写,线条很轻,轻到像随时会被风吹散。
他走进图书馆的时候,看到徐漾已经在了。靠窗的位置,阳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桌面上,把徐漾的笔记本照得很亮。徐漾低着头在写什么,笔尖在纸上移动的速度很快,像一个在赶时间的人。他听到脚步声,抬起头,看到郁桑,笑了一下。那个笑容很轻,轻到嘴角只弯了一个很小的弧度,但他的眼睛里有一种很亮的光,比窗外的天光还亮,亮到郁桑觉得自己的脸在靠近那个光源的那一侧被烤热了。
他走过去,坐下来,把书包放在脚边,从里面掏出笔记本和那支黑色钢笔。他把笔记本翻开,翻到昨天写的那一页,看着上面那些字,觉得它们像是在很久以前写的,久到他需要花一点时间才能想起来那些公式和定义是什么意思。不是因为他忘了,是因为今天早上发生的事情把这些笔记挤到了记忆的后排,不是不重要,是暂时被更重要的东西覆盖了。
“你昨天晚上没睡好,”徐漾说,“今天早点回去,别熬太晚。”
“你也是,”郁桑说,“你昨天晚上也没睡好。”
徐漾看着他,他看着徐漾,两个人对视了几秒,然后同时低下头,继续做自己的事。窗外的天光慢慢地变暗了,从灰白变成浅灰,从浅灰变成深灰,从深灰变成一种说不清是蓝还是黑的、介于傍晚和夜晚之间的、暧昧的、不确定的颜色。图书馆里的灯亮了,日光灯把整层楼照得亮如白昼,但窗外的天已经黑了,黑得很彻底,黑到看不到对面楼的轮廓,只看到几扇亮着灯的窗户,像几颗被钉在黑色幕布上的、发着黄光的、不会眨眼睛的星星。
郁桑做完了英语卷子,又做了几道数学题,对了答案,全对。他把卷子收好,放进书包里,看了一眼时间——下午五点半。图书馆里的人开始少了,有人在收拾东西,有人在低声说话,有人趴在桌上睡着了,发出轻微的鼾声。
“走吧,”徐漾说,“天黑了。”
两个人收拾好东西,背上书包,走出图书馆。冷风扑面而来,郁桑缩了一下脖子,把校服拉链拉到最上面,把毛衣领子往上拽了拽。徐漾走在他左边,两个人的肩膀之间隔了不到一拳的距离。路灯已经亮了,橘黄色的光照在地上,把两个人的影子投在地上,一长一短,靠得很近,近到影子的手指和影子的手指之间只隔了一条很细很细的光缝。
走到公交站的时候,郁桑停下来,徐漾也停下来。
“你晚上怎么吃?”徐漾问。
“回家煮面。”
“又吃面?”
“面方便。”
“方便不好。你跟我回家吃,我妈今天做了排骨。”
郁桑看着徐漾,徐漾看着他。路灯的光落在徐漾的脸上,把他的轮廓照得很柔和,围巾在风中飘着,头发比早上更乱了,后脑勺那撮翘起来的头发从早上到现在,经历了走路、吃饭、看手机、做题、再走路,经历了整整一天,还是没有压下去。
“你妈会不会觉得我天天去你家吃饭?”
“她不会觉得你天天来,她会觉得你来太少了。”
郁桑笑了一下,笑得很轻,轻到嘴角只弯了一个很小的弧度。他点了点头,说了一个字——“好。”
徐漾笑了,那个笑容和早上的不一样,早上的笑是“我就知道你会同意”的笃定,这个笑是“你真的同意了”的开心。他转过身,朝停车场走去,走了两步,回过头,看着郁桑。
“走啊,车在那边。”
郁桑跟了上去。两个人走在去停车场的路上,路灯的光从头顶照下来,把他们的影子投在地上,一前一后,像一个人在走路,他的影子跟在后面,不远不近,不离不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