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产证的事在徐漾家里没有引起任何波澜，就像往湖里扔了一颗石子，咚了一声，涟漪荡了几圈，然后湖面就恢复了平静。徐漾的妈妈第二天早上照常做了绿豆汤，徐漾的爸爸照常上班，徐漾照常去学校，郁桑照常坐在他旁边。什么都没变，又好像什么都变了。变的是郁桑口袋里那把钥匙——徐漾家的钥匙，银色的，小小的，齿痕很深，摸上去有一种细密的、像砂纸一样的质感。他把它和自家的钥匙串在一起，两把钥匙并排挂在钥匙扣上，一个代表他住了十几年的地方，一个代表他以后可以不用一个人待着的地方。

高二下学期的尾巴短得来不及抓住。六月的最后一周，学校开了期末动员大会，校长站在主席台上，用那种每年都说一遍的、每一个字都差不多但每年听起来都不太一样的语调，讲了一通话。大意是高二结束了，高三要来了，你们要做好准备，这一年会很苦，但苦过了就甜了。郁桑站在队伍中间，阳光晒在他后脖子上，烫得他想把校服领子立起来，但立起来也没用，风是热的，吹在脸上像有人拿着吹风机对着他吹。

方远站在他前面，脖子被晒得通红，像一只被煮熟的虾。他不停地用手扇风，扇出来的风也是热的，热到他自己都嫌弃，扇了两下就不扇了，站在那里，任凭太阳烤着。

“你说高三会不会很恐怖？”方远转过头来，脸上的汗顺着下巴往下淌，滴在校服的前襟上，晕开一朵一朵深色的花。

“恐怖不恐怖都得过。”郁桑说。

“你能不能安慰我一下？”

“你已经从32分考到58分了，再考一年，说不定能考到84分。”

方远愣了一下，然后在脑子里算了一下32到58是26分，58到84也是26分，如果每年都能进步26分，再进步两年就能从84分进步到110分，110分已经是一个可以在班级里抬起头走路、可以在家长会上让他妈不用低着头、可以在成绩单上不用从最后一行找起的分数了。

“你说得对，”方远转了回去，腰板挺直了一些，脖子还是红的，但看起来没有刚才那么蔫了，“我再考一年，84分。84分我就不用坐最后一个考场了。”

郁桑看着他的后脑勺，那撮翘起来的头发还在，夏天比冬天翘得更高，可能是因为天热，头发膨胀了，更有力气跟地心引力对抗了。他盯着那撮头发看了两秒，然后移开了目光，看向主席台。校长还在讲话，讲的是“高三的重要性”，每一个字都很重，重得像一块砖，垒在一起，垒成了一堵墙，墙的那一边是高三，是刷不完的卷子、考不完的试、算不完的分数和排名。郁桑站在墙的这一边，手里没有梯子，但他不害怕，因为他不是一个人。徐漾站在他右边，两个人之间隔了一拳的距离，不远不近。

期末考试成绩出来那天，郁桑正在徐漾家的书房里做数学卷子。手机震了，是一条群消息，李老师把成绩单发到了班级群里。他点开，从上往下找自己的名字，找到了——数学81分，物理72分，英语65分，总分比期中考试进步了十七名。

他盯着那个81看了很久，久到手机屏幕自动熄灭了。他在黑暗中眨了一下眼，又点亮了屏幕，81还在那里，黑色的，小小的，安安静静的，但它在他眼里大得像一个用红色霓虹灯管弯成的、挂在城市最高那栋楼的楼顶、晚上会发光、整座城市都能看到、但他不想让整座城市看到、只想让一个人看到的数字。

“你看到了？”徐漾的声音从旁边传来。

“嗯。”

“81分。”

“嗯。”

“及格了。”

“嗯。”

徐漾伸出手，在他的头上揉了一下。那个动作很轻，很快，像夏天的风从头顶吹过，还没感觉到温度就已经过去了。但郁桑感觉到了，不是因为风有温度，是因为那只手有温度，比夏天的风热，比夏天的太阳温柔，比夏天所有的一切都好。

“你比上次多了3分，”徐漾说，“3分不多，但你从47到81，用了半年。”

郁桑知道。47到81，34分，半年。一个月进步5.6分，一周进步1.3分，一天进步0.18分。这些数字拆开来看很小，小到可以忽略不计，但它们加起来，变成了一条从47到81的、缓慢但从未中断的、像一个人在雪地里走出来的、每一步都不大但每一步都往前、没有一步是往后或往旁边的路。

“高三了，”郁桑说，“我要考100。”

“100不够。”

“那要多少？”

“120。”

郁桑看着徐漾，觉得这个人疯了。120分，比81分多39分，比47分多73分。73分，他要从高一的知识开始补，补到高二，补到高三，补到每一个公式、每一条定理、每一种题型都刻进脑子里，不会忘，不会混淆，不会在考试的时候突然想不起来。他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做到，但他知道如果他说“我试试”，徐漾会说“不是试试，是做到”。如果他说“我做不到”，徐漾会说“你做到了，从47到81，你做到了”。如果他说“120太难了”，徐漾会说“难的事情才值得做”。

“120。”郁桑把这个数字写在草稿纸上，用红笔，字写得很大，大到占了半页纸。他看着那个数字，觉得它像一扇门，门很高，门很重，门后面是他不知道的东西，但他知道门钥匙在哪里——在他手里，在那支黑色钢笔的笔尖上，在那些他每天早上跑步时在心里默念的公式里，在徐漾每一次说“对了”的时候嘴角弯起的弧度里。

暑假补课从七月中旬开始。学校把准高三生关在教学楼里，从早上七点到晚上九点，除了吃饭和上厕所，不许出校门。风扇从早转到晚，吱呀吱呀的，像一个在不停说话的、说着说着就卡住了、卡住了又继续说、说了又卡住、永远说不完也永远不停下来的老人。郁桑坐在教室里，汗水顺着后背往下淌，校服贴在皮肤上，湿了又干，干了又湿，干了之后留下一圈白色的盐渍，像一幅没有画完的、只有轮廓没有颜色的地图。

方远在他前面坐着，比冬天的时候瘦了一圈。不是刻意的，是天太热了，吃不下饭。他每天中午端着餐盘坐在食堂里，看着上面的饭菜，叹一口气，吃两口，又叹一口气，把盘子一推，不吃了。郁桑看着他那副“我想吃但我吃不下”的表情，觉得夏天对方远来说是一种折磨，不是因为他怕热，是因为他怕没有食欲。一个以吃为人生最大乐趣的人，在夏天失去了食欲，就像鱼失去了水，鸟失去了天空，徐漾失去了数学题。

“你吃点吧。”郁桑把自己盘子里的西瓜夹到方远碗里。西瓜是食堂今天送的，每人两片，红瓤黑籽，水灵灵的，看着就凉快。

方远看着那块西瓜，拿起来，咬了一口，嚼了两下，眼睛亮了一下。又咬了一口，又亮了一下。他把整块西瓜吃完了，把籽吐在盘子里，用纸巾擦了擦嘴，长长地呼出一口气。

“活了。”他说。

郁桑看着他那副“从死亡线上被拉回来”的表情，觉得这个人有时候真的像一只需要被投喂的、不会自己找食物、只会等人把食物送到嘴边、送到了还不一定吃、吃了还要看心情、心情好了就会活得很好、心情不好就会饿死自己的、让人操心的、但又让人忍不住想操心的动物。

徐漾坐在对面，吃得很慢。他在吃一份凉面，面条是荞麦面的，褐色的，拌了麻酱和黄瓜丝，看起来不太好吃，但他吃得很认真，每一口都嚼很久，好像他在品尝的不是食堂的凉面，而是米其林餐厅的招牌菜。郁桑看着他那副“什么都好吃”的表情，觉得这个人不是在吃东西，是在完成一项任务——摄入足够的营养，维持身体的正常运转，保证大脑有足够的能量去解数学题、背英语单词、写物理公式。他不挑食，不浪费，不抱怨，像一台精密的、不需要维护的、永远在最佳状态的机器。

“你看我干嘛？”徐漾抬起头，嘴角沾了一点麻酱，褐色的，小小的，在他嘴角的位置，像一颗长了错位置的痣。

“你嘴角有麻酱。”郁桑说。

徐漾用纸巾擦了，没擦到，擦的是另一边。郁桑伸出手，用食指在他嘴角点了一下，把麻酱蹭掉了。那个动作很快，快到坐在旁边的方远什么都没看到。但徐漾看到了，因为他的耳朵红了，在食堂嘈杂的、闷热的、充满了饭菜味和汗水味的空气中，红得像被人拿打火机烤过。

方远吃完了西瓜，又喝了一杯绿豆汤，整个人从枯萎的状态恢复了生机。他看着郁桑和徐漾，用那种“你们俩又在打什么哑谜”的眼神扫了他们一眼，但没有问，因为他正在啃第二块西瓜，没空。

补课的日子过得很快，快到郁桑觉得昨天还是七月中旬，今天就已经是八月底了。窗外的蝉从最响的时候叫到了最后一口气，声音从高亢变得沙哑，从沙哑变得断断续续，从断断续续变得偶尔一声，然后就没有了。梧桐树的叶子从嫩绿变成深绿，从深绿变成墨绿，在某个不经意的早晨，郁桑推开窗，看到一片黄叶从枝头飘下来，打着旋儿，落在了楼下的花坛里。

秋天来了。

高三来了。

开学第一周，学校开了高三动员大会。校长换了个人讲话——不是去年的那个校长了，新校长姓陈，四十多岁，说话很有激情，每一句话的结尾都要提高音量，像一个在指挥交响乐的指挥家，用手势和语调调动着全场的气氛。他在台上说“高三是一场马拉松”，又说“高三是一场战役”，又说“高三是一次蜕变”。郁桑听着这些比喻，觉得校长大概也不知道高三到底是什么，因为他用了三个完全不同的比喻。马拉松需要耐力，战役需要勇气，蜕变需要忍耐。也许高三都需要，也许什么都不需要，只需要每天早起，坐在教室里，打开课本，一页一页地翻，一道题一道题地做，一天一天地过。

方远站在他前面，手里拿着一张小纸条，纸条上写着他的目标分数——数学90分，物理75分，英语70分。他每天都要看一遍这张纸条，看完之后折好，放进口袋里，拍一拍，确认它在那里，然后才开始一天的学习。郁桑问他为什么要拍一拍，他说“拍一拍就是给它加油，告诉它我今天要努力了，你也要努力”。郁桑觉得那张纸条大概听不懂人话，但他没有说出来，因为他觉得方远需要这个仪式，就像他每天早上需要先戴左手的手套再戴右手的手套一样，不是手套需要，是他需要。

“郁桑，你的目标分数是多少？”方远转过身来问他。

“数学100，物理85，英语75。”

“那你总分多少？”

“260。”

“260能上什么大学？”

郁桑不知道。他从来没有研究过大学分数线，因为他以前觉得自己连大专都考不上，研究那些没有意义。现在他觉得自己也许能考上什么了，但他还没去看过那些数字，不知道260分对应的学校在哪里、叫什么名字、长什么样。他只知道260分比81分多了179分，179分是一个他以前不敢想象的、觉得这辈子都不可能达到的、但现在已经敢想了的数字。

“不知道，”他说，“先考到260再说。”

方远点了点头，转了回去。他把口袋里的纸条掏出来，看了一眼，又折好，放回去，拍了两下。这次拍得比平时重，拍完之后他的手在口袋外面停了一会儿，好像在确认纸条还在，确认目标还在，确认那个目标没有因为他拍得太重就被拍碎了。

九月底，学校发了通知——十月下旬开运动会，高三也要参加，每个班必须出人，不能请假。方远看到通知的时候，整个人从座位上弹了起来，像一颗被压了很久的弹簧突然被松开了。

“我要报一千五百米！”他举着手跑到体育委员那里，报了名。回来的时候脸上带着一种“我终于有机会证明自己了”的兴奋，在座位上坐立不安，像一个即将上战场的士兵，甲胄已经穿好了，刀剑已经磨亮了，只等号角吹响。

“你跑得完一千五吗？”郁桑问。

“跑不完也要跑。高三最后一次运动会了，不报个名，以后连回忆都没有。”方远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认真，认真到不像他。他说“以后连回忆都没有”的时候，眼神里有一种他平时不会有的、像一个人在清点自己的库存、发现存货不多、决定在还能补货的时候多囤一些的那种紧迫感。

郁桑被他说动了，报了八百米。他跑过长跑，在冬天的时候，在徐漾说“下周超我”之后，他就一直在跑。每天早上，在小区里跑三圈，一圈大概四百米，三圈一千二百米。他跑得不快，但他每天跑，下雨的时候在楼道里跑，从一楼跑到顶楼，再从顶楼跑下来，反反复复，跑到腿软，跑到喘不上气，跑到汗水从额头滴下来滴在台阶上，在灰色的水泥地面上砸出一个一个深色的、圆形的、像一枚一枚被按在地上的印章。

“你报了什么？”徐漾问他。

“八百。”

“我也报了八百。”

郁桑看着他，觉得这个人大概不是为了回忆，他是为了陪他。就像上次长跑他说“我陪你跑”，就像每天早上他说“我来找你”，就像每一个“明天见”都不是客套而是承诺。他报八百米不是为了在运动会上拿名次，是为了在跑道上，在郁桑跑不动的时候，出现在他旁边，不说一句话，只是跑着，让郁桑知道他没有被落下，他不会被他落下。

运动会在十月的最后一个周四。

天公作美，没有下雨，也没有大太阳，是一个阴天，风凉凉的，吹在脸上很舒服，不像夏天那样黏糊糊的，也不像冬天那样像刀子割。操场上的广播在调试音响，一会儿放一首《运动员进行曲》，一会儿放一首《相信自己》，一会儿又放一首不知道名字的、节奏很快的、听起来像在催人快跑的英文歌。音响效果不太好，高音刺啦刺啦的，像有人在用指甲刮黑板，但没有人抱怨，因为今天是运动会，不用上课。

方远站在一千五百米的起跑线上，穿着一件白色的背心，胸口贴着一张号码布，上面写着“312”。他的腿在抖，不是因为冷，是因为紧张。他不停地深呼吸，吸气，呼气，吸气，呼气，像一个在练习发声的歌手，但发出的声音不是歌声，是气声，呼呼的，像一只在喘气的狗。

“你紧张？”郁桑站在跑道边上，看着他。

“不紧张，”方远说，“我就是腿有点软。”

“腿软就是不紧张？”

“腿软是身体在预热，身体预热的时候会发抖，发抖是正常的，不抖才不正常。你看那些短跑运动员，起跑之前都在抖，抖得越厉害跑得越快。”

郁桑觉得他这个理论和他所有的理论一样——听起来有道理，细想全是漏洞，但他不想拆穿，因为方远需要一个让自己不紧张的理由，这个理由不需要是科学的，只需要是能用的。

发令枪响了。

方远冲了出去。他跑得比他平时快，快到郁桑觉得他会在前两百米就把体力耗尽，然后剩下的七百米用意志力熬完。但出乎意料的是，他在跑完前两百米之后减速了，慢了下来，不是那种没力气的慢，是那种有意识地控制配速的慢。他的步频降低了，步幅也变小了，呼吸变得有节奏，两步一吸两步一呼，和他平时跑步的方式完全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