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玉姐，谢谢。”

阿玉没回头，抬手在肩膀上摆了摆，意思是“不用谢”。

幼儿园的日子过得平静又充实。芝萍喜欢孩子，孩子们也喜欢她。下课的时候几个小女孩围着她要她帮忙编辫子，她手巧，在沙捞越练出来的——吴菲的头发又细又软，她从小就会编。她把小女孩的头发编成两条麻花辫，末梢用彩色橡皮筋扎紧。小女孩跑去厕所照镜子，咯咯地笑。

如果日子一直这样过下去就好了。

但幼儿园里有一个人的目光，从她上班第一天起就落在她身上。不是善意的。

那个人是陈园长的妹妹。大家都叫她“二小姐”。二小姐不教书，负责管理行政——排课表、管考勤、发工资。她比陈园长小几岁，长得也像，但气质完全不同。陈园长是那种笑眯眯的、说话慢条斯理的人；二小姐是那种嘴角永远抿着、眼神在别人身上一停就是一个判断的人。她的办公室在走廊尽头，门常年关着。芝萍每天经过那扇门都尽量放轻脚步。

二小姐不喜欢芝萍的原因，芝萍想了很久也没想明白。可能是她太认真了——认真到显得别人不够认真。也可能是陈园长夸了她几次，让二小姐觉得自己的位置被动摇了。也可能根本不为什么——有些人不需要理由，只需要一个对象。开学第二个月的某个下午，芝萍正在教室里面试一个新来的孩子。孩子的父母坐在旁边，芝萍蹲在孩子面前，指着黑板上的字一个一个地问。孩子腼腆，不怎么开口，芝萍耐心地等着。这时二小姐推门进来，当着家长的面用英文说了一句：“这个老师英文不太好，要不要换一个老师面谈？”

芝萍蹲在地上，手还指着黑板上的“马”字。她听到二小姐的话，脸一下子烫了。家长看了看芝萍，又看了看二小姐，表情尴尬。最后那位妈妈说：“没关系，我们也是讲华文的。”二小姐笑了一下——嘴角动了动，眼睛没笑——转身出去了。芝萍把面试做完，把孩子送走，然后一个人站在空空的教室里。她看着黑板上那个“马”字，那一横写得特别用力，粉笔都断了一截。她把断掉的粉笔捡起来，放在粉笔槽里，把黑板擦了，重新写了一个“马”字。这一遍写得很轻。她退后两步看着那个字，然后转身去洗了把脸。

那次之后，二小姐的针对变得更加明显。她会在巡课的时候专门挑芝萍的毛病——黑板的字太小了（陈园长说过字写小一点可以多写几个）、教具太旧了（芝萍用废纸皮做的识字卡）、跟孩子说话的声音太大了（教室后面就是厨房排风扇，声音不大后排听不到）。芝萍每一次都改。字写大一点，教具换新纸皮，声音控制在刚好后排能听到的分贝。但二小姐永远有新的理由。她在走廊上碰到芝萍从来不打招呼，目光从她脸上扫过去，像是看一面空白的墙。芝萍一开始还会主动说“二小姐早”，但每次都被无视，后来她也学会了低头快步走过去。

有一天下午放学，芝萍在教室里收拾桌椅。二小姐站在门口，手里拿着一张纸。她说吴芝萍的学历不够——中学毕业而已——按照新规定，幼教至少要专科文凭。她没有看芝萍的脸，只是把那张通知放在最近的一张课桌上，然后转身走了。她的高跟鞋踩在走廊地板上，嗒嗒嗒，越来越远。

芝萍站在教室中间，手里还拎着两把叠起来的小椅子。她看着那张纸，上面的马来文她不太完全懂，但大概意思她懂。她把椅子放到桌上，拿起那张纸仔细看了一遍，确认自己没看错。然后她把纸折好，放进口袋里。她收拾完教室，去后厨帮阿玉洗了最后一次碗。阿玉在灶台边炒菜，油烟机轰轰响，看到芝萍进来，扯着嗓子说今天有剩下的咖喱鸡。芝萍说“阿玉姐，我要走了”。阿玉手里的锅铲顿了一下，转过头：“什么？”芝萍从口袋里拿出那张折好的通知，放在灶台上。阿玉拿起来看了——她识字不多，读不完一句完整的话，但那张纸的抬头上盖着幼儿园的红章，她知道红章意味着什么。

“这很过分。”阿玉把通知单拍在灶台上，声音气得发抖。

“算了。”芝萍说。

她把围裙解下来叠好放在桌上。围裙是她自己的，淡蓝色的，上面印着几朵褪色的小花。刚来幼儿园的时候买的，穿了快半年，洗得有点发白了。她叠围裙的动作和在沙捞越叠校衣时一模一样——对折，再对折，边角对齐，压平。阿玉转身从冰箱里拿出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食堂中午剩下的咖喱鸡、炒青菜和几块炸豆腐，用橡皮筋扎紧，塞进芝萍手里。

“你拿着。明天早饭别饿着。”

芝萍没有推辞。她接过塑料袋，抱在怀里。走到楼下的时候，咖啡店已经关了门，只剩下卷帘门上贴着一张手写的告示——“明日休息一天”。她站在卷帘门前闻了一会儿。明天没有炒咖啡豆的味道了。她转身往公交站的方向走去，走了两步又停下来——五毛钱的巴士她不舍得坐。她把塑料袋换到另一只手，沿着来时的路，一步一步走回那间四块地砖宽的储藏室。推开门，排风扇还在嘎吱嘎吱地响，空气里有旧报纸和拖把的味道。小夜灯发出黄黄的光，照在四面的货箱上。她把塑料袋放在床头，打开小夜灯，坐在折叠床上。阿玉塞的那袋咖喱鸡已经凉了，油从塑料袋的缝隙里渗出来，染在她的手指上。她舔了一下——很香。她告诉自己只是暂时运气不好，下一份工作会更好。然后她打开塑料袋，一口一口地吃那包凉了的咖喱鸡，连骨头都嚼碎了咽下去，因为妈妈说过骨髓最补身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