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最长的一段对话了。

关于案件的进度，关于文件的进展，关于那些堆在桌上的专利材料，两个人一个字都没有提。一种经过了长时间磨合之后形成的默契——在这个食堂里，在这张桌子前，他们就是两个吃饭的人。案子的事情留在办公室里，不跟着端上餐桌。

吃完饭，谢东收了餐盘。两个人走到食堂门口，外面天已经暗了。路灯亮着，把法桐树的影子投在地上。夏天裹了裹卫衣的领口，说了句“走了”，谢东点了点头。两个人往不同的方向走，她回实验室宿舍，他回办公室。

路上，夏天把手插在口袋里，摸到了手机。

她走了几步，掏出来，打开对话框。光标在输入栏里闪了两下。她开始打字，打了大概一行——“可能还要再纠缠一段时间”——然后她的拇指停在了发送键上方。

她看着那行字看了五秒钟。

然后全选，删除。

她知道谢东早就知道。那些堆在桌上的文件，那几个空咖啡杯，那些拧紧的眉头——他什么都懂，只是不说。而她也没有必要把这种“知道”说出来。说出来反而变成了一种多余的解释，好像在提醒他一件他比她更清楚的事情。

她把手机收回口袋，加快了脚步。

宿舍楼的灯亮着。她刷卡进了门，换了拖鞋，坐到床沿上，把背包扔在地上。天花板上有一小片水渍，她盯着看了一会儿，然后弯腰去拿充电线。

手机屏幕亮了一下。是谢东发的。

“到了？”

她回了一个字。

“嗯。”

对话框安静了下来。

窗外有风，吹得窗帘动了一下。夏天把手机插上充电器，屏幕暗下去，整个房间只剩下培养箱数据监测程序在电脑上发出的微弱蓝光。她躺下去，把卫衣帽子拉到头上，闭了眼。

那些法律文件、专利条款、举证材料，隔着一道门和一整条走廊，在另一盏灯下面堆着。她什么也帮不上。她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明天早上七点四十到实验室，打开培养箱，继续记录数据。

这件事她做得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