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在律所又坐了一会儿，帮谢东把一摞案卷的页码核对了一遍。谢东送她下楼的时候，在电梯里接了一个当事人的电话，声音沉稳，用词精准，完全是一个职业律师的样子。电梯门打开的时候他对着电话说了一句“好的，张叔，我明天过来看您”，然后挂掉，侧身让她先出去。

他们在楼下分开。谢东往地铁站走，她往学校走。走到图书馆门口的时候她停了一下，拐了进去。

她在一个靠窗的机位上坐下来，打开电脑。搜索栏里打了几个字：谢东。

她翻了很多页。律所的宣传页、几个案件的公开判决文书里的代理律师栏、一场法律援助研讨会的参会名单。她把时间范围缩小到他读研那几年，关键词加上“物理”和“法律援助”。

第七页的第几条结果是一篇地方报纸的电子版扫描件。标题是《研究生义务帮农民工讨薪半年打赢几场官司》。配图是一张不太清楚的照片，一个年轻男人站在法院门口，身边围着一群戴着安全帽的工人。他的姿势像是在跟工人们说什么，手里举着一沓纸。

正文很短，不到八百字。报道里写：某大学物理系研究生谢某在读研期间，利用课余时间为辖区内农民工提供义务法律咨询，半年内累计帮助二十七名农民工追回被拖欠工资共计三十八万余元。报道引用了他导师的一句话：“谢某是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学生，但学术上确实因此分了不少心。”还引用了谢某自己的一句话：“我只是觉得他们比论文更需要我。”

夏天把这个句子读了两遍。她能想象一个二十三四岁的理工科研究生，在实验室和法院之间来回跑的样子。那些工人大概也不知道该怎么打官司，只是听说有个大学生愿意帮忙，就去找了他。而他大概也根本不懂法律，是从零开始学的，一条一条地查，一个案子一个案子地啃。

然后他就没有回去了。物理的论文和农民工的官司之间，他选了后者，而选了后者就意味着放弃了前者。一个凝聚态理论方向的研究生，如果核心精力不在科研上，是发不出好文章的；发不出好文章，就读不了博；读不了博，就回不了学术。

她试着搜了一下他导师的近况。老教授已经是院士了，组里有十几个学生。如果谢东当年留下来，按他的能力，现在应该也是个不错的大学教授。

夏天关掉了报道的页面。浏览器只剩下空白标签页，映出她自己的脸——披着卫衣帽子，眉毛微微皱着，像一个做了很久的算术题却怎么也对不上答案的人。

她的目光落在屏幕右下角的时间上，然后移回到刚才那篇报道的标题栏。她重新点开，滑到最底部，看了一眼发布日期。

七年前的三月十五号。

她盯着那个日期看了很久。七年前的三月十五号，谢东二十三岁，正在帮一群素不相识的农民工打官司，大概还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站在了命运的岔路口上。或者他已经意识到了，但还是那么做了。

她合上电脑。图书馆的灯已经暗下来了，窗外的路灯亮着橙黄色的光。她把电脑塞进包里，拉上拉链，起身往外走。走了几步又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刚才坐过的位子，什么也没有。

她把卫衣帽子拉上，往宿舍走。路上一个人也没有。三月的夜晚还是冷的，风从江面上刮过来，带着水汽。她把手缩进袖子里，指节攥了一下又松开。

七年前的三月十五号。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记住这个日期，但她知道，她忘不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