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几千年历史经验已经说明了这个道理：任何地方与中央的分庭抗礼都不会持久。

1932年1月以后，陈济棠主掌广东，李宗仁、白崇禧主掌广西，两广共同维持西南。内外压力交织的南京，一时无力彻底解决这个分庭抗礼的问题，只能以协商、安抚和职位安排从而缓和双方关系。在这场僵持中，胡汉民是一个绕不开的人物。论资历，他是蒋中正的前辈；论关系，两人却早已有了很深的嫌隙。早些年胡与蒋本来就立场不合，而后来胡在西南问题上又态度强硬，坚持维其自主地位，而蒋一时也没什么办法。照这样的局势看，僵持似乎还会持续很久。可世事往往不按人的盘算发展——

1936年5月12日，胡汉民忽然因脑溢血去世。

讣告传到军事参议院时，上上下下都收到了消息。名义上是追悼胡汉民，可追悼会上众人谈来谈去，仍绕不开西南问题。老王一听便知道事情不妙。胡汉民一死，西南少了一层缓冲，蒋中正必然会抓住机会处理两广。若局势牵涉到出兵，琼先生夹在西南、南京和美国之间，只怕生死难料。老王劝了琼先生整整三天，可琼先生正是风头最盛的时候，根本听不进去，甚至觉得老王是有些“被害妄想”。事态紧急，时间经不起拖延。老王只好用了一个非常规的粗鲁办法——川渝认识的人多，他找来一些在春熙路开发时闹过事的地痞，又找了几个在山里流窜的土匪。

“前些时候法币改革，我和美国佬结了不少私人恩怨，如今总算到了报仇的时候。你们哥几个找机会把他的住处砸了，麻袋套头押到南京来。赏钱不是问题，只是人必须活着，手脚也得齐全，其余东西砸得越狠越好。”

于是在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乘车回住所的琼先生突然就“撞到一个人”，那人躺在地上哎哟叫唤，说必须得琼先生偿命。那人叫得凄惨，旁边立刻围上来三五个帮腔的：“撞死人啦！撞死人啦！”琼先生恼火。他从车窗里探出半个身子，问这是哪里来的人在碰瓷，一同坐在车上的丹尼斯·赵也见证了，他说车根本没有碰到人。“你放屁！”旁边一个膀大腰圆的汉子冲上来拍车门，“洋人了不起？洋人撞了人就想跑？今天不给个说法，谁也别想走！”琼先生要关车门，可那汉子胳膊伸进车里就把他拽了出来。紧接着后面又来了几个人，有人砸车灯，有人打丹尼斯·赵。琼先生刚要伸手摸随身带的小手枪，但有人从后头给了他一记兜头麻袋，他将要挣扎，后颈又挨了一记闷棍……

如老王所预料，胡汉民一死，蒋中正立即动手收复西南了。此后，陈济棠和李宗仁进军湖南，以西南抗日联军的名义正式发出通电。

“日本侵我日亟，时危势急，敝部等认为非立即对日抗战，国家必无以求生……乞一致主张，即行督促中枢，领导全国从事抗日。”

消息传开后，南京反应极快。蒋中正一面公开致电西南，劝陈济棠、李宗仁等人不要轻举妄动，有意见可以在接下来的五届二中全会商议；一面又暗中调度湖南方向的兵力。接受中央安排的湘军没有响应两广行动，而中央军又抢先堵住了北上的要道。两广原本打算借道湖南北上，如今这条路已走不通了。眼看形势不利，陈济棠和李宗仁只好下令粤、桂军撤出湖南境内。西南果然乱了。乱在意料之中，也乱在意料之外。这时琼先生已经不知去向，有人来问老王，老王也稀里糊涂，说自己并不知情。直到某一天，军事参议院得到消息：琼先生在西南动荡中遭了土匪流氓劫掠。

“我作证，琼先生那晚真被绑了，不是南京的，也不是西南的，就是流氓土匪，他，他那晚开车撞人了，就，就……”

丹尼斯·赵在电话里神色慌张，已经好几周了，他压根找不到琼先生。

琼先生毕竟是美国人，此前又曾赴华盛顿述职。消息一出，美国大使馆不得不公开说明：琼先生与西南、南京之间都只是咨询顾问关系，并无介入中国内部局势之意。随后罗斯福也向南京方面提出要求，希望尽力保护琼先生的人身安全，同时再三强调琼先生只是美国公民及特别顾问，他个人的去留与行动，并不代表美国政府支持两广与南京之间任何一方。这么些时日，人都没有被找到，所以琼先生也许是“丧命”了吧。

见美国发表了声明，苏联远东方面也跟了一票。他们对琼先生的不幸遭遇表示慰问，希望此等个体事件不要发展为恶性的外交事件。只是发表声明的并不是伊万诺夫，而换了“格里戈里·施特恩”——此人是远东集团军总司令职位的新人选之一。鉴于彼时苏联已经有了大清洗的苗头，所以伊万诺夫大概也“丧命”了吧。

闹乱一直在持续，西南节节败退，七月，两广空军集体倒戈，陈济棠失去了讨价还价的条件，最后被迫携带家眷流亡香港，并被通电下野。一个倒台，一群人遭殃，疑云在军事参议院弥漫，戴笠的人马又在四处追查了，所以也老王应该“丧命”了吧。

在这场游戏里，谁还活着呢？

西南要倒了，下一个要解决的就是西北，而南京又是寻常的一天。

好些时日过去了，已经是六月，现在画匠终于有了勇气聆听自己参与的“外交事件”——家里收音机正在播报琼先生此前疯牛般自由嘹亮的歌声。虽然一想到那次事故就自责，但画匠还是硬着头皮往下听，他希望能给自己提个醒：以后但凡大小事都要仔细检查，不可掉以轻心。就在画匠反复内省和自我批判之际，老王回家了。天气已热，老王满头大汗，他问画匠可否有人送东西过来，画匠摇头，说今天没人上门。

“哎，琼先生这歌，真是似疯牛哞叫。”

老王拿起扇子扇了扇，说现在马上要开五届二中全会了，张学良已经飞来南京见蒋中正，此事关系重大，他稍后要去提前看看——他得知道苏联那边派来同行的人是谁。

“有一件要事交给你：今天有人给我寄了一头美国进口牛过来，捆了麻袋，但到时我可能人不在。你签收后在家里放好，等我回来再拆。”

“这阵子物价这么高，你还买牛肉。”

画匠不明所以，说老王要买肉应该多考虑便宜的鸡和鱼。老王面露难色，说这“美国牛”确实不便宜，可谓天价，但也没再说别的。“那晚上是不是有小炒肉了？你记得早点回来做饭啊。”“行。”在老王出门没一会儿后，几个派件的人就来了——他们扛着一个大木箱子站在门外头，问这里是不是王先生的家。画匠代为签收，几个人就把箱子抬到了院子里。天气热了，牛肉不能久放，这么贵的东西臭了着实心疼。画匠本来想先把那箱子拆了，结果又有敲门声。他打开门，见一个提着果篮的小女孩站在门外，她弯腰鞠了一个很夸张的躬。

“您好，这里是林晓梅的家吗？谢谢她生了我！”

苍天啊，这又是哪来的孩子！！！

画匠五雷轰顶，他已经好些日子没见晓梅了，该不会——

“是‘接生’啦。好久不见，麻雀先生！”伊万诺夫笑眯眯地从小豆子身后冒出来，他提着两个礼盒，左手腕上的手表闪闪发亮，“最近闹乱，‘岳父’还健在吧？有无含笑九泉，驾鹤西去？”

哪有这样登门作客的，问的什么晦气话？画匠惊魂未定，小豆子先提着果篮进来了。这么多年过去了，她已经不是一个小婴儿。而伊万诺夫讲话还是一如既往难听。画匠将想问他有何贵干，然而小豆子已经抢先一步：

“我们是从哈尔滨过来的！本来我要回到哈尔滨上学，但是张叔叔邀请爸爸来南京，也邀请了我，毕竟爸爸带个小孩子就不会被当成坏人了。我想找姥爷玩，姥爷在家吗？”

“他出门去了，兴许一会儿就回来。哈哈，好奇怪呀，你叫他‘姥爷’。”

“哦，那你该叫什么，姥……师？”

小豆子纠结地思考，伊万诺夫面露尴尬之色，他一把将小豆子抱起来，说现在她正在语言混乱期，经常自己瞎组词、瞎造句，也许以后上了学会好一些。画匠也尴尬地笑，说小孩子真是神奇，以前见还是个话都不会讲的小婴儿，现在居然就这么大了。两人正在交流，院子里的箱子突然发出动静，但那呼吸声不像是牲畜，而是人。画匠还没意识到这点，但伊万诺夫已经察觉到了，他问画匠箱子里是什么，画匠说是别人给老王送来的牛肉。

“活的吗？”伊万诺夫问。

“不知道，还没来得及打开。”画匠回。

交流中，箱子里的东西似乎也察觉到了他们，顿时就安静了。

“麻雀先生，您知道最近中国西南动乱吗？”

“知道一些，哎，当今世道，这里乱那里乱的，反正不会乱到南京来吧。”

“是呀，只是坏人太多，防人之心不可无。您以前杀过牛吗？”

“那自然没有了。”

“巧了，我以前在草原上待了很久，不仅对杀牛颇有心得，还知道怎么处理残渣和骨头。您这里有菜刀吗？不介意的话，我帮您处理那头牛吧。”

“这也太不好意思了，哪有一上来就让客人帮后厨的——”

“请别客气，我是熟练工了，不仅可以处理得飞快，还能悄无声息。”

“砰——！”箱子突然轻微地响了一下，而后又没了动静。

绝对……是个活人。

伊万诺夫眯了下眼睛，他催促小豆子快点和画匠把礼盒拿到里屋去，而后顺手去厨房拿了把菜刀出来。

杀牛很容易，难的是在南京这种地方处理残渣和骨头。小豆子和画匠进里屋去了，伊万诺夫阴下脸，拿着菜刀一步步走过去。

特务，刺客，都有可能。所以……是怎样的一头牛呢？

炽烈的太阳顶在头上，伊万诺夫举起菜刀，他猛地掀起箱盖，却看见了一头西装革履的“美国牛”。见眼前杀气腾腾，“美国牛”紧张到喘大气，他伸出一根手指抵在嘴上：

“嘘……是我……”

“谁敢动老子箱子？！”

就在这时，老王突然出现在了伊万诺夫身后，他左手拿着一袋子碎肉和葱姜蒜，右手拿手枪抵在伊万诺夫后脑勺上。

“好吵啊，怎么回事？”画匠听见动静赶了过来，一眼就看见琼先生狼狈地缩在箱子里，伊万诺夫举着菜刀要剁琼先生，老王又拿枪指着伊万诺夫。三个人僵在院子里，表情一个比一个震惊，也一个比一个无语。片刻之后，三人几乎同时指着对方的鼻子喊了出来：

“妈了个巴子！你还活着？”

“F*ck！你也活着？”

“哇！咱们怎么都活着？”

“死吧，还不如都死了……算了，随你们仨乱搞吧。”

想过各式各样的美国牛，但没想过穿西装的美国牛。画匠死死淡淡地笑了笑，他原本还在幻想晚上能有小炒肉吃，但现在却感觉自己像个玩笑。彼时三人陷入激烈的交谈中，画匠转身离开，但是走了几步路又一晃身回来，换上了一副班主任惯有的训人神情。

“虽然我允许你们仨乱搞，但不准搞出人命啊！”

人命已经出过很多了。

除西南动荡外，至1936年6月，察绥局势也日益紧张。正蓝、镶白、正白、镶黄、太仆寺等旗陆续脱离南京控制，北方战事不断。南京方面却还在观望等待，因为他们认为日本的真正目标不在绥远，而在外蒙古和苏联。北方压力越大，苏联越不可能坐视不管，当时军事参议院中甚至有人幻想：若日苏矛盾扩大，中国或许可以从中争取回旋余地，至少在东北问题上获得转机。然而局势并未按这种期望发展。日苏虽一度紧张，却没有走向正面冲突；察绥问题反而被拖延，连“蒙古建国会议”都开起来了。

西南问题尚未完全解决，西北又分庭抗礼，现在内蒙也守不住了，此等飘摇动荡的局面已不是单靠等待便能化解。为增强南京对地方的控制，蒋中正依旧认为是“内乱作祟”，由此作了新的任命：陈诚被升为西北方面的“剿匪”总指挥——这意味着他要直接与张学良与杨虎城的地方势力对抗，而且还要间接逼迫苏联放弃推进联合。陈诚不认为自己可堪此任，再三请蒋重新考虑，然而蒋一意孤行。

万般不得已下，陈诚邀请了张学良来南京劝谏蒋中正，张学良同意了。

张学良是从西安赶过来的。彼时正值“一二九”事件一周年。身在西安的张学良亲眼见到大批学生请愿，要求蒋中正对日采取更坚决的抵抗态度。面对群情激昂的学生，又想到自己近来承受的种种苦闷与压力，张学良一时百感交集，甚至当众落泪。然而在对蒋陈述时，蒋却对张学良破口大骂，直言其无能，甚至说对学生就应该抄起机关枪打。

“苏联不是援助了你很多马克沁机关枪吗？”蒋逼问张学良。

“蒋先生，我们的机关枪是打学生的吗？我们的机关枪是打中国人的吗？”

对当时的蒋中正，张学良已经不是在劝谏了，是哭谏。然而，他的眼泪并没有换来蒋的同情，反而招来更严厉的指责。张学良走投无路，他只能作最后一次挣扎——如果苏联能对蒋亲自指明，也许蒋就会明白机关枪应该是打谁的。在与伊万诺夫通话时，张学良情绪激动，再三落泪，他对伊万诺夫控诉说：“你的女儿也有一半的中国血统，难道你要袖手旁观，眼见着她的母国——中国，毁灭吗？”

张学良本想伊万诺夫会因苏联的立场而拒绝，然而对方却接受了他的邀请，当即从哈尔滨飞往南京，与蒋进行了私人会谈。

几日之后于南京总统府会客厅，伊万诺夫与蒋中正对谈。

“蒋先生，此前我已与板垣谈过。日苏关系虽冷，但短期内不会开战。对日反击，务必要‘主动，主动，再主动’。这句话由我这个苏联人来说，或许有些冒昧，但今日前来劝谏，确是出于我个人的心意。”

“伊万诺夫，你是张学良指派来的，我已经难以对你保留信任。”

“蒋先生，这是我的女儿，出生在南京，有一半中国血统。”伊万诺夫把小豆子喊过来，将她抱在膝盖上，“我曾经不想让我的女儿成为‘中国人’，但是我现在改变了想法——我想让她在中国留下来。中国是我女儿的‘母亲’，请不要让她毁灭。请让我的女儿，与她挚爱的母亲同在。”

“你以前就来向我劝谏过，我记得是关于东北的流血事件。你当时劝谏失败了，劝我不要把东北交给张学良，后来呢？”

“张学良把东北丢了，而我选择了放弃和逃避——我吃了很多安眠药，好在没死成。”

“多么讽刺啊，现在你们两个倒是又来联合劝谏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