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从遇昨晚填完那份《报告书》时，早已经过了正常下班点，他知道，这批复最快也得等到第二天了。

然而，他等了一上午，那份报告始终停留在“待审批”状态，就像石沉大海，流程纹丝未动。他想，或许是事务繁多，被淹没了。于是，下午他又提交了一次，甚至附上了简短的说明，强调勘验的紧迫性。又是半个下午在焦灼的等待中过去，回应他的，依旧只有屏幕上那个静止不动的状态。时间在一分一秒地流逝，而勘验的时机，如同沙漏中的流沙，正随着这时间的流逝，也在悄然消逝。痕迹会消失，记忆会模糊。

他深吸一口气，决定线下去找。

可当他到十二楼的副局长办公室，敲门进去，手里那份还带着打印机余温的《呈请异地勘验报告书》甚至都没来得及递出去就被打断了。卓副局已经先一步开口，“你来的正好，我正要找你呢，有点事要跟你谈。来，坐。”

何从遇递报告的动作顿在半空，他愣了一下，只得先将报告暂时收回身侧，问道，“卓局，您找我是什么事？”

副局长卓红畅还是那句，“先坐，坐下来聊。”

何从遇只得在办公桌会客沙发上坐下来，“卓副局，我来找您是为了去榆林异地勘验……”

卓红畅再次打断他，“那个先不急，放一放。咱们先谈另一件更重要的事，关乎你个人发展，也关乎咱们局法医技术队伍长远建设的大事。”

何从遇心头一沉。放一放？勘验时机转瞬即逝，怎么能“放一放”？但他没有插话，只是静静地等待着下文。

“何从遇同志，”卓红畅清了清嗓子，语气变得正式而庄重：“现在，我代表市局党委，与你进行正式任前谈话。经市局党委充分研究、综合考察，拟任命你为市局法医科主任。”

这始料未及的任命，几乎将他完全砸蒙了，经年维持的平静面孔，几乎瞬间破裂。何从遇几乎是下意识“啊？”了一声，才惊觉失态，连忙收敛神情，可眼底的震惊依旧压不下去，甚至怀疑自己连日熬夜熬出了幻听。

“我？”他怔了怔，“周主任呢？”

卓红畅摆摆手，“老周啊，年纪到了，自己申请退休了，想回家享享清福，带带孙子。我们当然是尊重个人意愿，已经批准了。”随即，他语气随后放缓，“你也知道，我们法医室现在……青黄不接，人才断层比较严重。正是需要有人站出来挑担子的时候。局党委慎重研究过后，一致认为，你是最合适的人选。”

他看向何从遇，目光里带着明确的期许：

“你在法医科十二年，资历够；业务能力，全局上下没人不认可；工作实绩和对事业的投入，更没得说。这个位置，非你莫属。况且你以前就担任过主任，有管理经验，重新上手会很快。你现在是主检法医师，副高职称的条件早就达标，只要申报就能通过，和老周同一级别。再深耕几年冲正高，周主任已经到头了，你还年轻，才刚刚开始。局里希望你把这副担子稳稳扛起来，带领法医室走出新局面。”

卓红畅顿了顿，语气更显恳切：

“你的能力有目共睹。法医病理、毒理、临床、物证、人类学、弹道学……哪一样你不是精通？简直就是我们局里的‘活体法医百科全书’！是不可多得的技术全才！”

那些不过是他被闲置、被边缘化的漫长七年里，因为实在无事可做，才多翻了几本书，试图用知识的填充来对抗时间的虚无与职业的失重感罢了。怎么就算得上……精通了？但何从遇还是没说话，又或者，不知道该怎么说，说什么。只是安静地听着。

“局领导都觉得，让你这样的大才，整天埋在一般性伤残鉴定、给基层分局做些程序性复核、处理些无关紧要的小案子上，是严重的资源错配。再一个……”

卓红畅语气微微一沉，多了几分深意，“当年蒋满盈那桩事，现在也算是澄清了，本本来，就该让你重回主任岗位。”

“蒋满盈”三个字，猝不及防地刺入何从遇的耳膜，也狠狠扎进他记忆深处某个被尘封了已久的角落。

七年前。也是这样一个下午。阳光很好，好得有些刺眼。

一具尸体被紧急送到市局解剖室，送检民警神色凝重地叮嘱，此案关系重大、社会影响恶劣，上级高度关注，要求他这个法医科主任亲自主检勘验，务必尽快出具明确鉴定结论。

死者是名男性，名叫蒋连峰，名字普通得毫无辨识度。他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个普通的名字，和他有什么关系。他说的关系，是指需要法定回避。他一丝不苟地完成尸体解剖、现场复勘，心里渐渐有了初步定论，写完鉴定意见书，正准备打印签字确认时，却从法医室同僚的私下议论里，听到了那个“当场抓获”的犯罪嫌疑人的名字。

那一瞬间，他感觉他被一道惊雷劈中了。

最后，他决定去看守所见一见那个嫌疑人。

隔着厚厚的玻璃，他看到了那个被带进来的人。

第一眼，他根本没认出来。

他也没法相信，那个满头白发，眼神空洞死寂，仿佛灵魂被彻底抽空，同样也没认出来他的年轻人，是他几乎从小看着长大的小师弟。

尽管后来因为他家庭剧变导致导致性格剧变，又转行做了法医，他们的联系少得可怜。后来那个孩子也来了市局，但他们各自忙碌，交集依然不多。

曾经的亲密无间，早已被岁月和忙碌磨得只剩生疏。

他从没想过有一天，他们他们会以这样的方式相见，会彼此认不出来。

他更无法想象，那个从小就把规矩刻进骨子里、连一点逾矩的事都不肯做、固执得有些傻气的孩子，竟会沦为“弑父”这种骇人听闻罪名的犯罪嫌疑人。

而那个孩子，也因为被突然告知这个犯罪事实，精神彻底崩溃，看守所待了短短三天，一头黑发就全白了。他当时，才刚满二十岁。二十岁，本该是人生刚刚展开的年纪。

管教民警无奈地说：他从进来就这模样，问什么都只说‘不知道’，好像……忘记了一切，完全不记得自己做过什么。或许是创伤性遗忘，或许……只是装的。

他不知道自己能为这个绝望的孩子做些什么。

最后，他拿起那份打印好的鉴定意见书，一笔一划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他清楚，这份意见书在法律程序上大概率不会被采纳，甚至可能成为别人攻击他的把柄；他也清楚，他签下的很可能就是自己法医职业生涯的死刑判决书。

但他还是签了字。

他想起他当年对卓副局说，“我坚持我原始的鉴定意见。也接受因此可能带来的一切后果。免职，开除，我都人。但意见，不变。”

后来，自然是没有被采纳。

案件被要求重新鉴定。

复核结论，与他最初的判断分毫不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