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事，”她说，“习惯了。”

这两个字说得很轻，轻得像是叹了一口气。

程媛媛蹲在她面前，仰着头看她，忽然觉得白乙竹的脸在昏暗中显得更瘦，颧骨突出来，下巴尖尖的，眼睛很大，大得有些空。

白乙竹的心里在流泪。

她想，如果我是司令的女儿，如果我的父亲不是种地的老兵而是穿将军服的，苏小曼还敢不敢这样对我？刘志高还敢不敢把我从领舞的位置上拿下来？还敢不敢用“气质不符合”这种狗屁理由把我踢到角落里？

她恨，恨苏小曼，恨刘志高，恨自己的出身，恨自己的父亲在战场上瘸了一条腿，觉得自己无功不受禄，不能占国家的便宜，默默回到农村种地，而别人的父亲坐在军区大院里批文件。

但她没有把这些恨说出来。

“行了，”她说，“别蹲着了，起来吧。”

程媛媛站起来，搓了搓膝盖，看着她。白乙竹走到窗前，背对着她，身影被窗外路灯的光勾出一条细细的轮廓。

肩膀很窄，腰很细，两条腿笔直地并在一起，像一把收起来的伞。

接连几天，白乙竹都没有看到赵西洲的身影。

排练照常进行。

刘志高每天准时出现在排练厅，教鞭在手指间转着，嘴里喊着节拍。

十二个主要演员站在排练厅中央，白乙竹和另外几个被刷下来的人站在角落里，靠着把杆，做一些基础的练习。

她的位置越来越靠后。

第一天是站在把杆的第三位，第二天是第五位，第三天是第七位。

没有人告诉她为什么要换位置，她也没有问。每次走进排练厅，她就走到那个被安排的位置上，把一只手搭在把杆上，开始做擦地、蹲、小踢腿。

动作还是那么干净利落，脚尖绷得笔直，膝盖压到最底，甚至比平时更一丝不苟，像是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这种“装”很累。

比跳一整场舞还累。

跳一整场舞，体力耗尽了，洗个澡睡一觉就能缓过来。

但这种“装”，是从早上睁开眼睛到晚上闭上眼睛，一刻都不能松懈的。

她在排练厅里装，在食堂里装，在宿舍里装，在路上遇到人的时候装。

她装得那么好，以至于有些人开始相信她真的不在乎了。

又过了一个星期。

那天下午，白乙竹刚排练完，正在换衣服，有人来叫她，说门口有人找。她走出去，看到门口停着一辆黑色的伏尔加。

司机是上次那个，穿着军装，没有戴帽子，站在车旁边等着她。

“白乙竹同志，”他说，“赵参谋长请您过去。”

白乙竹上了车。

这次车子没有去那个有总统套房的酒店，而是拐进了南区大院里面，在一栋独立的小楼前停了下来。

小楼是灰色的砖墙，红色的瓦顶，院子不大，用一排冬青围着。

门前有一棵银杏树，叶子已经掉光了，光秃秃的枝丫伸向天空，枝头挂着几个干瘪的白果。院子里的水泥地上扫得很干净，没有一片落叶。

白乙竹下了车，跟着司机走到门前。门开了，是赵参谋长亲自来开的门。

他穿着一件旧毛衣，灰色的，肘部磨得有些起球了，袖子挽到了小臂，露出一截粗壮的手腕。他手里拿着一把锅铲，锅铲上还沾着葱花。

“来了来了，”他笑着说，“快进来，外面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