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洲忘不了她，”赵参谋长说，“这里面有一个原因。”

他又停了一下。

“西洲的妈妈——我爱人，1972年查出来白血病。当时需要骨髓移植。医院找了很久，找不到匹配的供体。后来隋圆的妈妈去做了配型，配上了。她捐了骨髓。手术很成功，我爱人多活了两年。”

他的声音在“两年”两个字上微微颤了一下，但很快就稳住了。

“没有她，我爱人当年就走了。连那两年都没有。”

白乙竹坐在沙发上，一动不动。

“所以西洲觉得，”赵参谋长说，“他欠她们的。隋圆现在这个样子，他觉得自己有责任。他说他要等隋圆回来。我说等什么等？那个女孩子——不是我说她坏话——顶替别人的大学名额，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这是做人的底线问题。她今天能顶替别人的名额，明天就能干出别的事来。这种人不值得等。”

他的声音提高了一些，但很快又压下来了。

“可西洲不听我的。他这个人，别的事都听我的，就这件事，犟得像头牛。”

他走回来，在沙发上坐下，跟白乙竹面对面。他的眼眶有些红。

“小白，”他说，“我跟你说这些，不是要你可怜我们。我是想告诉你，西洲不是看不上你。他是一时半会儿走不出来。但他早晚会醒悟过来的。那个女孩子不好，不值得他等。只要你们结了婚，日子过起来了，他会慢慢明白的。”

他看着她，目光里有一个父亲至诚的恳求。这种恳求放在一个军区副参谋长的身上，显得有些不合时宜，但它确确实实地存在着。

“只要你愿意结婚就行，”他说。

白乙竹坐在沙发上，面前是摊开的相册、没收拾的碗筷、一杯凉了的茶。

她想起赵西洲在车里说的那句话：“三年以后可以离婚......”

“赵叔叔，”她说，“让我想一想。”

赵参谋长看着她，点了点头。

“好，”他说，“你想一想。不着急。”

白乙竹从赵参谋长家里出来，坐车回文工团宿舍的路上，一直在想那件事。

脑子里把赵参谋长说的话一条一条地过。

嫁给赵西洲，她能拿到什么。

第一，身份。参谋长的儿媳妇，这个身份在军区里意味着什么，她很清楚。走在路上哨兵会给她敬礼，去食堂打饭不用排队，开会的时候别人会主动给她让座……她从小在农村长大，见过太多因为身份低微被人看不起的事情。

第二，工作。赵参谋长说了，可以打招呼。文工团这边的机会，好的演出，提干，都不是问题。刘志高再牛，敢跟副参谋长叫板吗？苏小曼再横，敢跟参谋长的儿媳妇抢位置吗？

第三，家里。她父亲不用再种地了。六亩水田，三亩旱地，老两口起早贪黑地干，一年到头挣不了几个钱。她母亲也不用再喂那六头猪了。每次回家，看到母亲蹲在猪圈边上，袖子挽到肘部，手上沾着猪食，头发上沾着稻草，她的心就像被人攥了一把。还有她弟弟，明年考大学，学费从哪里来？她每个月的津贴寄回去大半，剩下的只够吃饭。

如果她嫁了，这些都不是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