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杨是个能说会道的人，说话的时候喜欢用手比划，讲到高兴的地方会拍桌子，讲到不满的地方会皱眉头，表情丰富得像个演员。

他跟她讲他在国外的生活，讲纽约的中央公园，讲巴黎的咖啡馆，讲伦敦的大英博物馆。

他讲这些东西的时候，眼睛里有一种光，那种光是向往的、怀念的、也是不甘的。

“你以后想出国吗？”他有一次问她。

“没想过，”白乙竹说。她确实没想过。出国对她来说太遥远了，远得像天上的月亮，看得见摸不着。

“我以后肯定要出去的，”白杨说，语气很笃定，“国内没意思。等级森严，论资排辈，有关系的人往上爬，没关系的人干一辈子也出不了头。国外不一样。国外看能力，你有本事就能活得好。”

白乙竹听着这些话，心里有些认同，又有些不认同。她认同“有关系的人往上爬”这句话——她在文工团里已经深刻体会过了。

但她不太相信国外就真的那么好。

她在报纸上看到的国外，是资本主义的腐朽和堕落，是失业和流浪汉。但白杨说的国外，是自由和机会，是凭本事吃饭的地方。

哪个是真的？她不知道。

她没有见过国外，她连省都没有出过几次。

“等到我们结婚了，”白杨有一次说，语气轻松，“我就带你去国外。我们先去美国，我在那边有熟人，可以帮我办手续。到了那边你先休息一段时间，适应适应，然后想跳舞就跳舞，不想跳舞就做点别的。那边机会多，不像这边——”

他又摆了摆手，那个“不像这边”的手势他已经做了很多次了。

白乙竹每次听到“等到我们结婚了”这几个字，心里都会不安的跳一下。

白杨说这几个字的时候太轻松了，像是在说一件确定无疑的事情——好像他们结婚已经是板上钉钉了，只等着挑个好日子去领证。

他们才认识多久？

两个星期。

两个星期就见了几次面，吃了几顿饭，散了几个步，聊了几次天。

他就开始说“等到我们结婚了”。这个人要么是太认真了，要么是太不认真了，白乙竹倾向于后者。

她观察过白杨。

他走路的时候喜欢左右张望，看路上的女孩子。不是那种偷偷摸摸的看，是大大方方的看，看一眼，然后转过头来，继续跟她说话，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

他在饭馆吃饭的时候，对服务员的态度很随意，有时候会不耐烦地打一个响指，把服务员叫过来。他开车的时候喜欢按喇叭，看到前面的人走得慢了就按，按得理直气壮的。

这些小事情单独拿出来都不算什么，但放在一起，就像几块碎布头，拼在一起，拼出了一个轮廓——一个被宠坏了的、不太把别人当回事的、觉得自己理所应当拥有一切的年轻人的轮廓。

尤其是他那双眼睛。

桃花眼。

眼尾上挑，瞳仁浅淡，看人的时候总是带着一种似笑非笑的神情。

好看是好看，但总觉得里面藏着那种在关键时刻会溜走的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