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乙竹正在用手帕擦掌心的血，她的脸在四月的阳光下很白，额头上一道浅浅的擦伤，头发散了几缕下来，搭在脸侧。

“你——”那个男人的声音变了，带着一种不敢相信的惊喜，“你是白乙竹同志？电视上那个？全军汇演那个？”

白乙竹抬起头来看他。

男人大约二十二三岁，瘦高个，脸窄窄的，颧骨有点高，眼睛不大但很亮，鼻梁上架着一副黑框眼镜。

穿着一件蓝色工装外套，里面是一件灰色毛衣。

整个人看起来干干净净的，就是瘦，瘦得锁骨都凸出来了。

“我是白乙竹，”她说。

“真的是你！”男人的眼睛一下子亮了，脸上的表情从紧张变成了兴奋，嘴唇动了动，好像有很多话要说，他搓了搓手，把手在身上蹭了蹭，伸出手来要握，又缩回去了。

“我叫刘清扬，”他说，“我在电视上看到你跳舞，跳得真好，我——我们家全家都看了，我妈说这个姑娘跳得真好，长得也好看——”

他说到这里突然停住了，脸上浮起一层红，好像觉得自己说得太多了。

白乙竹看着他，这个人说话的样子让她想起了乡下老家那些朴实的年轻人，第一次跟人说话的时候会脸红，会搓手，会把话说得颠三倒四的。

“你是哪个单位的？”她问。

“我——我在军区政治部宣传处，做干事的。”刘清扬扶了扶眼镜，站直了一些，好像想让自己看起来正式一点，“我爸是刘建国，你可能听说过，政治部的副主任。”

白乙竹看了他一眼。

政治部副主任，她知道这个级别。比赵参谋长低一些，但在军区里也是排得上号的人物。

“上次军区联谊，”刘清扬说，声音低了一些，带着一点不好意思，“我本来想请你跳舞的。我走到你面前了，都伸出手了，结果那个白杨他先我一步，把你拉走了。我就没好意思再上去。”

白乙竹想起来那次联谊确实有个人走到她面前，手都伸出来了，被白杨从旁边插过来截了胡。

她当时没有注意那个人长什么样，只记得他戴了一副眼镜。

“是你啊，”她说。

“是我，”刘清扬笑了，露出一排整齐的牙齿，笑得有些腼腆，“我后来还想找你，但看你跟白杨一直在跳，我就——我就没过去。”

“我送你回去吧，”刘清扬说，“你膝盖伤了，走路不方便。我骑车带你。”

他说着把自行车推过来，拍了拍后座。后座上绑着一个旧坐垫，用布条缠着，看起来很结实。

白乙竹犹豫了一下，坐了上去。

刘清扬骑得很慢，很稳，遇到坑坑洼洼的地方会提前减速，嘴里说着“小心，前面有个坑”“这边有点颠”。

他骑车的姿势很端正，两只手握着车把，脊背挺直，风吹起他的头发，露出宽宽的额头。

到了文工团门口，白乙竹下了车。

刘清扬把车停在路边，站在她面前，两只手插在工装外套的口袋里看着她。

“白乙竹同志，”他说，“我能再见到你吗？”

白乙竹没有立刻回答。

刘清扬等了一下，又说了一句：“我想追求你。”

这句话他说得很认真，认真到每一个字都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挤出来以后整个人就轻松了，肩膀塌了一点，长长地呼了一口气。

他的脸还是红红的，耳朵尖也是红的，嘴唇微微张着，等着她的回答。

“再说吧，”她说，然后转身进了文工团的大门。

她没有回头，但她能感觉到刘清扬的目光一直跟在她后面，像一只手，轻轻地搭在她的后背上。

第二天，白乙竹收到了一封信。

信封是普通的牛皮纸信封，上面写着“白乙竹同志收”，字迹工工整整的，一笔一画，像是小学生描红。

打开来，里面是一张信纸，蓝色的钢笔字，写得很满。

“白乙竹同志：你好。昨天骑车撞到你，非常抱歉。你的膝盖和手掌好些了吗？如果有需要，我可以陪你去医院看看。我查过了，磕伤膝盖要好好养，不能大意，不然以后跳舞会受影响。另外，我冒昧地说一句，你跳舞真的很好。我在电视上看到你的节目，录了下来，看了好几遍。我妈妈说你的眼神特别干净，跳舞的时候像是在跟观众说话。我同意我妈妈的话。希望能再见到你。刘清扬。”

白乙竹把信看了两遍，折好，放进了枕头下面。

第三天，又来了第二封信。

第四天，第三封。

第五天，第四封。

第六天，第五封。

每一封都写得很认真，字迹工整，内容不重复。

第二封写他小时候也在少年宫学过跳舞，后来个子长得太高了，就被刷下来了，但他一直喜欢看跳舞。

第三封写他最近在看的一本书，问白乙竹有没有看过。

第四封写他昨天在食堂吃到了红烧肉，想起了他妈妈做的红烧肉，然后写了半页他妈妈的拿手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