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杨再来找白乙竹的时候，已经是五月中旬了。

那天白乙竹刚从排练厅出来，出了一身汗，头发湿漉漉地贴在脑门上。

她穿着练功服，外面套了一件旧军褂，正往宿舍走。

走到门口，看到白杨靠在梧桐树下面，手里拿着一束花，有红的黄的白的，扎在一起，在五月的阳光下显得很扎眼。

白杨看到她，笑了一下，桃花眼弯起来。他从树干上直起身，朝她走过来，步子还是那样，微微晃着，不急不慢的。

走到跟前，把花递过来。

“好久不见，”他说。

白乙竹看着那束花，又看了看白杨的脸。他晒黑了一些，额头上有一颗新冒出来的痘，下巴上有一道小小的刮胡子留下的伤口。还是好看，还是那种让人看了会心跳快半拍的好看。

“你怎么来了？”她问。

“想你了，”白杨说，他把花又往前递了递，“拿着吧，特意去买的。”

白乙竹没有接。她把手插进旧军褂的口袋里，往后退了半步，靠在排练厅的墙上。墙是水泥的，下午的阳光晒了一天，暖烘烘的，透过单薄的军褂贴在背上。

“白杨，”她说，“我们别绕弯子了。”

白杨的笑容僵了一下。

“你想说什么？”他问。

白乙竹在心里把要说的话过了一遍。

她不想说“我看到你跟别的女人看电影了”，那样显得她小气，也显得她在乎他，她不想让他觉得她在乎。

她也不想说“你这个人靠不住”，那样太直接了，没必要撕破脸。

她要说一个让他挑不出毛病的理由，一个听起来像是在为他着想的理由。

“我觉得我们不太合适，”她说。

白杨挑了挑眉。“哪里不合适？”

“成长背景。”白乙竹说，“你家是沈阳的，干部家庭，从小跟着你爸在国外待过。我家是苏北农村的，我爸妈种地的。我们两家的差距太大了。”

白杨张了张嘴，想说什么。白乙竹没给他机会，继续说下去。

“你这个人，温柔，浪漫，懂艺术，懂生活。你应该找一个跟你心意相通的伴侣，两个人能一起聊外国文学，一起听交响乐，一起出国看外面的世界。我不行。我这个人，说白了就是一块榆木疙瘩，除了跳舞什么都不会。你跟我在一起，时间长了会觉得没意思的。”

她说这些话的时候，表情很认真，语气很诚恳，像是在跟一个老朋友推心置腹地聊天。但她心里清楚，这些话说给白杨听，也是在说给自己听。

她跟白杨确实不合适，不是因为什么成长背景，是因为白杨这个人，他对谁都是这个样子。

今天给她送花，明天给另一个女人买电影票，后天又不知道给谁买什么东西。

她白乙竹不需要这样的人，她要的是稳定的、靠得住的东西。

“你都想好了？”他问。

“想好了。”

白杨没有再说什么，他把花放在了梧桐树根下面，靠着树干，玻璃纸被风一吹，哗啦哗啦地响。

“那行，”他说，“祝你以后都好。”

说完转身走了，步子还是那样，微微晃着，不急不慢的。走到路口，拐了个弯，不见了。

白乙竹站在排练厅门口，看着他的背影消失。梧桐树根下面那束花还在，包花的玻璃纸被风吹得鼓起来，像一把撑开的伞。她没有去捡，转身回了宿舍。

接下来的日子，白乙竹开始留意身边能接触到的人。

文工团经常有军区各单位的人过来办事，有时候是来取演出票的，有时候是来联系业务的，有时候就是顺路过来看看。

这些人里，有年轻的军官，有机关的干事，有各师各□□来的代表，白乙竹以前不太注意这些人，现在她会多看两眼。看人家的肩章，看人家的谈吐，看人家走路的样子，看人家跟别人说话时的神态。

有一个司令部来的参谋，姓周，二十八岁，个子不高，说话办事都很利索。他跟白乙竹说了几句话，夸她上次汇演跳得好。白乙竹跟他聊了几句，发现他已经结婚了。

有一个后勤部的助理员，姓王，二十五岁，长得白白净净的，说话慢声细语的。他来看过两次排练，每次都坐在后排，看完了就走。

白乙竹托人去打听了一下，回来说这个王助理员家里是普通的工人家庭，父亲在纺织厂，母亲在百货公司。

白乙竹听了，心里那点念头就淡了。

还有一个是军区幼儿园的男老师，姓陈，二十二岁，长得高高大大的，笑起来很阳光。他跟白乙竹在食堂里碰到过两次，主动搭话，说要跟她学跳舞。白乙竹跟他聊了一会儿，发现他只是个老师，不是干部，她找了个借口走了。

这些人，要么不合适，要么条件不够。白乙竹在心里给他们打分，像老师批改作业一样，一个一个地打叉。

她发现自己总是在拿这些人跟赵西洲比。

赵西洲当过野战部队的连长，现在在总参二部，父亲是副参谋长，这个条件，在军区里横向比较，确实是她能接触到的顶配了。

比她大的，大多已经结婚了；比她小的，级别不够；跟她差不多大的，不是家庭条件差一截，就是个人条件差一截。赵西洲虽然冷，虽然不正眼看她，但他的硬件摆在那里，谁都否认不了。